我把高价问题归结为两类：第一类是由协议供货、定点采购导致的；第二类是对采购对象缺乏明确的质量要求。

 

　　由协议供货、定点采购导致的高价现象屡有曝光。如去年11月新华社的一个报道，记者去中关村调查同一款朗科B203-8G的U盘，政府采购价是125元，而市场价是90元，政府采购价比市场价贵了四成。这样的例子在电子产品采购当中非常常见。现在IT类产品基本上都是采取协议供货方式采购。我前几年看了中直机关电子产品协议供货的比例，占了采购量的三分之二。在治理这方面的高价方面，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央国家机关启动了批量集中采购试点工作，这是解决这类高价问题的非常好的一个方案，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创新。当然，批量采购要想做好，我觉得还有不少工作要做。我们也需要不断改变观念。批量采购能做到多大、能持续多长时间、规模能多大、有多少采购对象能纳入批量采购范围内，都跟我们的意识、观念的变化有关。

 

　　《政府采购法》颁布的时候并没有协议供货、定点采购。因此，就存在协议供货和定点采购的合法性问题。我觉得这两种操作形式本身不合法：一个采购项目需要通过两种采购方式来完成，这个是违法的。在这个方面，还有一种制度可以借鉴，就是联合国采购示范法里的框架协议的一种方案，它是开放式的，供应商可以不断加入，保持竞争。而我们的是封闭式的，容易导致垄断。

 

　　第二类导致高价的原因是采购对象缺乏明确的质量要求。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抚顺天价U盘采购和南京天价路牌采购。两者存在的共同问题是没有明确的质量标准。当时南京城管负责人对天价路牌给出的解释是：中标产品质量高，所以价格高。这是导致政府采购出现天价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其次，使用性价比法也容易导致高价。我非常反对性价比法，我认为，招标时就应该有明确的技术规格和质量要求。

 

　　最后，采购中是不是可以鼓励提高质量标准？我认为，质量标准最好是刚性的，不允许提高，至少是评分上不鼓励提高标准，否则会导致功能浪费。

 

　　赵勇：根治天价必须关注招标文件

 

　　导致价高还有招标本身的问题。目前在很多地方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招标成为一些采购人掩盖其不法目的的一块遮羞布。

 

　　以往，我们总是把招标中的不规范行为归咎到评审专家身上。当出现不规范采购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怀疑是不是评审专家收受了贿赂？评审专家是不是随机抽取出来的？专家打分是否公平、公正？而现在，我们发现，造成不规范采购问题的原因更多的是采购需求的制定、招标文件的编制是否公平，是否排斥了竞争？

 

　　我把不公平的招标文件分为四档：第一档是“对号入座型”，业内很多人把它叫做“萝卜招标”，即在招标文件中直接指定品牌，目前县级的招标活动中还存在这种现象；第二档叫做“量体裁衣型”，虽然不是直接指定品牌，但通过一些技术指标的设定，使一些特定的供应商受到“照顾”；第三档是在招标文件中隐藏一系列的标准和规范，比如说要求中标产品必须符合某些标准、必须有某些认证等。对于这类现象，判定招标文件是否具有排他性有两个办法，一是看招标文件设定的标准或规范是否符合采购的需要，比如说某工商局招聘公务员时要求必须是艺术特长生，艺术特长生可能并不符合工商局招聘的岗位需要，那么这就是不合理的；二要看这些标准或规范是鼓励竞争还是排斥竞争，如果在整个行业中大多数产品不符合招标文件中设定的标准，而只有某一个品牌符合，那么这就是排斥竞争。第四档的不公平招标文件体现在综合评分法中，综合评分法中的评分权重如何设置？价格分和技术分的比重是多少？这种设置是非常微妙的，有经验的采购人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实现自己的意图。

 

　　王军：法律滞后 委托制难抑高需求

 

　　从法律框架的角度看，造成政府采购价格高、效率低、质量差等现象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属于经验类的因素。法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特点就是总是滞后于现实，在改革转型的历史时期更是如此，《政府采购法》无法做到前瞻性的预测。因此需要先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然后立法解决问题。《政府采购法》的很多条款都很原则、很笼统，这也是将“天价采购”频现归属于经验问题的原因。二是权力因素，即权力在政府采购中发挥的作用。政府采购的每个环节都有权力因素的介入，例如“天价动车”的问题，显然也有权力因素的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