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钢

　　从这个角度看起来，我们的移动通讯，第二代基本是引进的，第三代就有一些我们自己的设计，第四代已成为全世界两大标准之一，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最重要的还是用户的需求。第五代移动通讯，我们的企业都加强了研究，将推动我们的移动通讯技术有更快的发展。高铁从引进的250公里跨越到自主创新的380公里，到现在的谱系化，这都是我们在落实创新政策、改善产品供给结构、推进供应侧结构性改革所做的实实在在的工作。一些引领性的工作，比如第四代高温气冷堆，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生命科学、物质科学、量子调控通讯领域等等，这些都在走向世界最前沿。[ 2016-03-10 13:51 ]

　　万钢

　　这次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特别提出了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的体会：第一要增强我们的创新能力，发挥创新的新动能。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新产品正在走向世界，一些区域的创新政策正在落实，但是在结构调整上，科技创新形成的新动能还太小，需要进一步提升。这就需要一方面落实好各项政策，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全社会，特别是青年人的创新积极性。第二就是要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要有积累，要有发展。潘建伟十多年来一直在量子通讯领域进行研究，可以从量子通讯的发展上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从基础研究走向应用。[ 2016-03-10 13:51 ]

　　潘建伟

　　科技的发展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比如说我们国家科技的发展有这么几个阶段，第一步是有一些科学家回来，搞了两弹一星，奠定了国防科技强大的基础，我们就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来发展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前面主要是要素驱动，所以财富的获得需要科技创新的含量并不是太高。慢慢就不行了。现在大家问为什么高科技的成果不多，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从前大家觉得不需要高科技也能创造财富。另外一方面，基础研究也是需要有积累的，其实按照量子通信来说，从2001年就开始在国内筹建实验室，那时候我们做的是一些很小的文章，只是做基础研究方面的事情。但是我记得1999年我还没有回国之前，国外的高科技公司来找我，问愿意不愿意和他们合作，做他们的首席技术官。当时国内的企业对这个东西不是太有兴趣，所以我们前面走得比较艰难。随着后来国家投入的增加，到了2008、2009年，因为有大量的积累，高科技的企业开始慢慢成长，对这个感兴趣了，国家的投入也开始增加了，慢慢我们可以探索实用化了。这块我们一直立足国内做，也得益于国家在科技方面的投入。近些年有些科技企业，比如华为的研发费比整个科学院还要多。像阿里巴巴也和我们联合建立了量子计算方面的实验室，从这个过程来讲，目前的高科技企业，我前段时间也听到，阿里巴巴可能会造出一台类似Alpha Go的东西。更多高科技企业认识到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之后，加大投入，量子通信或者高科技技术就源源不断地出来。我觉得我们十余年来所走过的就是这么一条路径。[ 2016-03-10 13:52 ]

　　环球时报环球网环球客户端记者

　　关于工匠精神的问题，我们前段时间注意到，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了工匠精神这个提法，一直以来“德国制造”的神话被认为是工匠精神的精华，请部长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谈谈您对工匠精神的具体感受。另外，您认为中国人如果要达到“德国制造”的工匠精神需要多少年？[ 2016-03-10 13:52 ]

　　万钢

　　工匠精神，我确实是有点感触。我在德国学习5年，工作10年，回来已经16年了，但是有很多事情还是历历在目。工匠精神实际上是一种敬业精神，就是对每个人所从事的工作锲而不舍，对质量的要求不断提升，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的每一件事都不能放松。工匠精神的培育，第一是一个教育的结果，德国哪怕一个商店的售货员也要进行系统的教育，包括包盒子、做礼品等等，都有一个系统的教育。所以从教育抓起，抓职业教育，对于培养我们专业性人才的工匠精神十分重要。第二就是精神，这种精神产生于文化。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粗制滥造，知识产权保护也有很大的问题，上世纪初，德国制造的商品，英国人强制性地让打上原产地，德国对此进行反思，逐渐对每一件事情都认真要求，形成了工匠精神，使产品质量越来越好，得到大家的认同。在当今这个创新时代，我们也要加强基础教育，加强职业教育，使更多产业一线的工人能够得到更系统的教育，使质量为上的要求变成企业发展的文化，使每个人都把产品的质量和创新作为自身的需求、自身的文化的组成部分。[ 2016-03-10 13: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