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推陈辞旧

　　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有一个趋势早已明确，那就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轨。这方面的进展将对中国发展经济、发挥比较优势和推动经济社会进步起到关键作用，也将为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奠定基础。

　　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采取了很多重要举措向市场经济转型，包括放开制造业和进行农村改革。不过，早期我们仍保留了很多计划经济时期典型的干预性政策，比如对大型国有企业的保护和补贴。

　　在转型的早期阶段，受国家支持的、资本密集型的国有企业对中国的比较优势缺乏足够的重视，因此未能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取得成功。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资本积累，不少国有企业恢复了活力。

　　现在，是时候和“补贴、保护”说再见了。只有实现这一改变，加上继续深化制度变革，中国才能实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目标，这点对建成现代化经济体至关重要。

　　永不停歇的增长

　　在很多方面，中国已经站稳脚跟。过去3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可观，这在任何时期都是史无前例的。未来中国仍有相当可观的增长潜力。

　　我们的现状是，中国在人均收入层面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一差距代表了中国和发达经济体在劳动生产率上存在的距离，也意味着中国在技术创新与工业升级方面仍有很大的机会。

　　当前，中国在很多领域都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如高铁、可再生能源、家用电器等。接下来，中国要在包括电子商务、移动设备在内的高端产业发力，在这些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对中国保持经济繁荣尤为重要，这些产业生产周期普遍较短，同时对人力资本要求很高。幸运的是，中国不缺人才，而且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来容纳新产品。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如果能够缩小这一差距，中国有潜力实现年均8%的经济增长。

　　其他经济体的经验表明，中国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以购买力平价衡量，日本人均GDP达到美国的21%是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韩国在1977年。这些国家在接下来的20年里经济增长都保持在8%-9%。中国和它们相比，手里还多了一张可以利用的“牌”——我们在生产周期短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上具有很大的优势。

　　深化改革势在必行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采取粗放的增长战略。将增长潜力转化成现实，需要供给和需求共同发力。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改革应该携手并进。

　　在需求方面，可以通过“三驾马车”——消费、投资与出口推动经济增长。从出口方面看，许多人认为，消费会成为下一个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和投资相比，消费更具可持续性。但消费水平取决于收入水平，较高的收入水平又取决于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需要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没有投资，就不可能创新或升级，收入增长、消费增长也要缓慢很多。

　　因此，中国不应该让消费取代投资成为焦点，而是应该提升投资效率，以此提高生产率、创造就业和提高工资，这些都是提升消费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中国还需要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处理好高杠杆和产能过剩的问题。

　　此外，中国政府必须更多地关注日益崛起的中产阶层的需求与期待。中国的改革必须本着以人为本的方针，着眼于满足公众对生活水平、环境质量、透明度、治理水平不断提高的期望。

　　国际阴云密布

　　当然，中国并非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下进行改革。全球经济同样面临着不少挑战。日本在经济泡沫破裂26年后仍在努力实现强劲增长，摆脱通缩。欧洲似乎已经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走出来了，但其复苏仍然脆弱，GDP平均增速仅约1%，失业率依旧高企。虽然美国的表现稍微好一些，年均GDP仅为2%，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还是世界银行都不认为美国经济增速在2020年之前能达到3%。

　　导致上述情形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发达国家一直以来没能实施艰难但必要的结构性改革。政客们知道，要想提高长期竞争力就必须实施结构性改革，但他们担心这类改革对投资、就业和消费的短期影响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在经济增长缓慢、失业问题加剧的情况下，这类改革只会变得愈加艰难。

　　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结构性改革视作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前两支是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但五年过去了，这“第三支箭”依然未能射出，日本的GDP增长率仅有1%。我担心，类似日本所经历的这种长期不景气未来可能会困扰很多发达国家。

　　在英国，保守党在提前选举中败北，一年后脱欧公投发生。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这让全世界感到震惊。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组建联合政府的过程中面临巨大困难。

　　面对经济复苏乏力、失业加剧以及贫富差距扩大，发达国家的选民自然要求变革。中国必须对此做好准备，应对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同时，中国必须避免恐慌。对中国来说，为避免受到国际局势动荡的影响，始终保持镇定并采取明智的前瞻性政策是最好的办法。

　　美国优先

　　尽管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不断下降，但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国际事务参与者，同时也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如果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政府需要借助经济互补性来避免与美国的冲突，包括贸易争端。

　　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的人均收入大约是美国的1/4，按名义值则大约是1/7，同时中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这降低了美国和中国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直接竞争的可能性。因此，与欧盟和日本不同，中国很少落入与美国的国际竞争。

　　实际上，不仅仅是美国和中国各自的比较优势避免了两国直接竞争，更重要的是，中美各自的市场可以使对方实现利益最大化。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市场贡献了30%以上的全球份额，没有一家美国公司能拒绝如此丰厚的利润。

　　当然，中美双边关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扩大，但是，不应该使其破坏互惠互利的双边贸易关系。中国要继续升级经济结构、兑现增长潜力，这一点就更加关键。只有确保其对美国企业不可或缺，中国才能在经济方面与美国保持友好。

　　全球治理

　　中国寻求并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力是完全正确的。随着经济影响力增加，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也将更大，这是绝对合理的。

　　当前的国际秩序建立于二战后，确实为世界带来了相对的和平和稳定。不过，这一国际秩序由西方国家建立，也由他们主导。它不仅仅把西方国家的利益置于其他国家之上，也牢牢捍卫着西方国家的发展和治理模式。

　　在这一体系下，只有极少数的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成功。上世纪60年代，全球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了2008年，只有其中的13个达到高收入水平。

　　基本上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按照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方式取得成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发展思想，来总结那些摒弃西方发展策略而取得成功的国家或市场的经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中国家被不断灌输这样一个理念：要将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至发达国家的水平，他们需要达到相同的工业化水平。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一头扎进汽车、钢铁和设备制造产业，而不是在出口农作物、矿产品的同时进口现代制造业产品。按照这个思路，有些国家从来就没有振兴过。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进口替代策略被证明是一个谬误时，发展中国家又被告知，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没有做到完全市场经济化。按照“华盛顿共识”阐述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发展中国家必须立刻放弃政府干预，同时进行私有化、放松监管和实现贸易自由化。

　　但是，最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是那些拒绝了这些“药方”的国家或市场。比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选择发展劳动密集型、小规模传统制造业，来取代进口替代；越南和柬埔寨同样也摒弃了传统的新自由主义思想。

　　类似的情况也能在东欧发现。在波兰和斯洛文尼亚，大型国有企业贡献了将近30%的GDP。乌兹别克斯坦和白俄罗斯是前苏联国家中（除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以外）经济表现最好的，他们同样依赖于非私有化企业。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策略。成功的国家会考虑如何借助自身禀赋资源，并且为发展相关产业创造条件。这就是中国所做的。作为国际舞台上日益核心的角色，中国必须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理想途径，在这一倡议下，欧亚大陆和非洲的基础设施将得到大力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之外，中国能够利用其与全球各国的联系，传播一套新的、切实可行的发展和治理理念。这些国家的成功对中国来说很重要：给发展中国家带去繁荣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