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供给侧改革、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对政府而言是完善体制机制、适应经济增长新模式的过程。专家建议，中央政府需从“顶层设计”转向“顶层框架设计”，为地方政府留出更多主动作为的空间，同时引入新的考核指标，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供给侧改革应因地制宜

　　大连市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靳国卫认为，在供给侧改革中，特别是在简政放权、减轻企业负担以及实施市场监管方面，地方政府仍大有作为。

　　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阮青说，我国各地区发展阶段不同，制定改革政策除了统一思想，也要因地制宜。要在确保中央政策权威性、指导性的同时，保护地方改革的积极性和自主性，鼓励地方政府在吃透中央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对中央政策进行深化细化。

　　“以往的工作经验表明，基层的有些做法虽然未必很规范，但有其合理性，也没有违反中央政策精神，还是应当允许基层大胆尝试。”阮青说，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要允许地方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先行先试的需求，而不是一味被动等待上级给政策给试点。

　　以互联网约车为例，2015年10月8日，上海市交通委正式向滴滴快的专车平台颁发网络约租车平台经营资格许可，但这一尝试却与两天后交通部起草的《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有冲突，上海此前对约租车平台管理的设想也随之搁浅。

　　对此，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说：“如果中央层面的政策过于细致，可能会约束地方发挥的空间，也会造成地方政府被动等待国家政策，而缺乏推动改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供给侧改革需要发挥地方的主动性，也意味着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支出压力可能进一步增大。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全国85％的支出是由地方政府完成的，其中市、县、乡三级政府约占70％。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看，需要让每一级政府的权力和责任相匹配，而不是简单的“上级政府出决策、下级政府去执行”。

　　“本领恐慌”困扰地方政府

　　与过去以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工作模式的需求侧管理相比，供给侧管理需要更多的“软功夫”。然而，《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作为供给侧改革的具体执行者，部分地方政府正遭遇“本领恐慌”。

　　一方面是“老办法”不灵了。不少地方过去习惯以财政补贴等方式支持企业发展，然而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如何从供给侧的角度为企业营造更好的市场和制度环境，提振企业家信心，真正为企业雪中送炭，不少地方政府还没有“破题”。

　　广东省佛山市副市长黄喜忠举例说，企业投资一个10亿元的技术改造项目，政府补贴3000万元已属不易；但如果企业家对改革、对市场没有信心，政府想用3000万元的补贴引导企业家投入9.7亿元，难度很大。

　　“供给侧改革强调企业家精神，地方政府要做的就是坚定推行改革，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让企业家感觉到改革的决心和前景，但这可能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将考验地方政府的能力和定力。”黄喜忠说。

　　另一方面是新手段还没学会。近年来，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变革中，大量新生事物层出不穷，PPP模式的推广、创新类引导基金的推出、“互联网＋”在各个领域的兴起、多项审批权的下放，都对地方政府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新挑战，一些基层干部因为专业知识欠缺而陷入茫然。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说，以PPP模式的推广为例，尽管财政部和发改委都下发了相应的文件，但由于这项业务本身十分复杂，涉及经济、法律等多领域的专业知识，加上国内合格的中介组织较少，许多地方从政府分管领导到发改委一线工作人员，都面临一个较为困难的学习消化过程，“懂得操作的人没几个”，广泛实施仍需时日。

　　再以简政放权为例，一些基层干部反映，上面的政策来得多、来得急，基层常常难以接得住、接得好。例如，江西省一个县共承接省、市下放和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280项和94项，可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其中“接不住、用不了、管不好”的占了近三成。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是关键

　　不少基层干部认为，供给侧改革实际上要求政府传统管理方式的变革。对地方政府而言，如果对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有实质性的激励机制，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建议通过考核机制的改进，实现地方政府在经济工作上从抓数量到抓质量的转变。

　　阮青说，过去政府主要抓GDP、抓投资、抓财政收入，这些指标都是有任务分解的；供给侧改革的任务要求也应落实到具体目标上，并传达和分解到地方。比如，对于减税、减免企业社保负担等政策，要有落实情况的督查，也可要求地方自己根据实际出台减轻企业负担方面的举措，比如清理地方性的不规范收费等。而对于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则要予以查处和整治。

　　靳国卫介绍说，大连市高新区今年在制定考核指标时，除了传统考核指标之外，还设计了一些创新性指标，比如科技研发投入占GDP比重、教育投入占GDP比重、每年专利申请量等。建议提升“创新”在政府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比重。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建议，对于环保、民生类工作设置一些硬性的指标，对地方政府形成较为明确的约束。此外，可强化地方人大、政协以及新闻媒体、社会组织等多方监督机制的配合。

　　重庆市北部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王梦菊认为，统计体系也需要创新，从统计指标上体现出转型创新的成效，给地方政府以切实的目标引导。此外，可建立宏观上的分层机制，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制定不同的考核标准，促使地方更注重区域性的产业定位，而不是盲目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