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市财政局在其网站上挂出了《广州市市属行政单位常用公用设施配置标准（征求意见稿）》，公开向市民征求意见。根据这个规定，台式电脑价格上限为每台6000元，笔记本电脑（含平板电脑）价格上限为每台8000元。（6月19日《新快报》）
　　
　　给采购标准设定上限，首先应该承认，这是种看得见的进步——设立上限，也即一定程度上压缩了配置部门本身的“自由裁量度”。问题是：设立上限就意味着配置本身的可接受度呢？公众对其会有自己的朴素判断：动辄近万元的电脑配置标准，也确实是“过度消费”了。
　　
　　尤需看到的是，设立政府配置上限还可能会衍生出某种错位采购：上限为电脑8000元/台或小轿车18万元/辆，会否让配置部门在采购中努力达至8000元/台、18万元/辆？在低约束力的当下政府行为中，出现此种背道而驰的结果是很有可能的。
　　
　　“配置限价”举措何以会畸变？缘由仍在“上限”本身制定的程序弊病。规定电脑最高每台8000元也好，抑或规定小轿车在18万元以内也罢，种种限定都只是一种“部门决策”，而身为纳税人的市民基本被排斥在外。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政府配置标准虽设立了上限，但无论是于现实还是于公众的基本观感中，上限依旧不是真正的“天花板”。
　　
　　从公共财政的效益最大化言之，政府配置理应以最小的开支最大程度满足行政效率所需，显然的事实是，要达到这一目标，仅仅依靠设定“配置上限”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更多地兼顾到公众的朴素判断。换而言之，它还必须将更有“采购敏感症”的公众引入到决策过程中来。当前，关于政府公用设施的配置，仍不够透明。采购买贵不买对与灰色利益链条滋生，都昭示着监管必须嵌进公众监督。
　　
　　具体说来，于政府公用设施的配置中，这种“嵌入”不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让公共财政体系更透明，让公众清晰地知晓配置标准的必要性；二是，将行政部门具体的采购行为最大可能地对公众公布，保障其监督权与知情权，也让其判断采购标准的必要性，并给予其具体的反馈路径。让最终埋单者更多地参与政府配置决策，有着公众朴素判断力的约束，政府配置自会更接轨公共的认可度。（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