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教育尤其贫困地区的教育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话题所向即是“160亿元”。去年10月26日，国务院决定每年由中央财政出资160亿元，从当年秋季学期开始，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庞大的资金如何监管？怎样保障每天3元的补贴“真正吃到孩子的肚子里”？针对这顿国字号的“免费午餐”，多名代表委员不约而同提出建议：为“免费午餐”立法，将学生营养保障上升为一项基本国策。

　　关于制度保障

　　出台《农村学生营养保障法》

　　在农村学生营养保障方面，我国法律仍显空白。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叶青、于晓玉，以及全国政协委员王名不约而同提出建议，应出台《农村学生营养保障法》。他们认为，立法是保证营养计划全面普惠、落实到位的要求，也将弥补我国在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供餐保障体系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保障方面的法律空缺。

　　代表委员们表示，综观国外，有些国家历时25年才得以构建完整的学校供餐保障体系，很多国家将学生营养保障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保障。

　　早在1932年，美国就立法为学校膳食服务配置厨房设备，1946年又颁布《国家学生午餐法》，此外还出台了《学校早餐计划》《儿童保健食品规划》《儿童夏季食物供应规划》等条例。

　　日本也于1954年颁布了《学校供餐法》及施行规则，将“给食”提到“食育”的高度，立法规定其为义务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学校供餐法》的实施，日本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了极大提高。与战前相比，日本学生的平均身高和体重已增加许多，身体耐力也明显提高。

　　印度、芬兰、英国、瑞典、韩国和泰国等国家也先后制定了与学生营养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条例，为其改善学生营养状况、保证学生的健康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 配套政策

　　“有米无锅”需有配套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建议，应尽快出台相关的法规细则，对学校公共食堂和厨房基础设施、餐厨设备的标准化配套、水电改造和厨房操作人员管理、卫生培训、食品安全、规范化操作等，制订明确规则、统一指导和干预，使之标准化、模式化，以便在全国复制推广。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举例说，在广西马山县东七村小学，虽然部分寄宿生享受国家“两免一补”，地方政府也从县财政预算中拨专款为一批寄宿制学校建设了厨房，同时该校还获得了社会力量的捐助――中国青基会“九阳希望厨房”基金援助了一整套厨房设备。但几个现实的困难摆在面前，由于没有聘请食堂工人的经费，学校从全校7名老师中每天抽出两人为全校100多名师生做饭，导致教学工作受到影响；同时，由于没有水、电经费，学校从行政经费中挤出钱来，挤占了原本就十分有限的办公经费，因此校方和学校老师对给学生供餐政策表示有心无力。王名表示，这样的现象在全国大部分贫困地区非常典型和普遍，如果没有配套政策和专项资金的支持及保障，全国贫困地区学校的供餐体系还是无法建立起来。

　　关于学生食谱

　　制订营养食谱应分南方北方

　　制订配套保障，并非要求“一刀切”。

　　全国人大代表、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说，全国各地情况不一样，学生营养保障也要采取多样化的方式，“所有地方所有伙食都一样，这是不妥当的”。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中瑞海产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晓玉说，建议出台学生膳食指导标准，按照青少年成长所需的每日营养指标来制订学生营养标准。如每天应摄入多少蛋白质、热量、维生素等，根据地区差异制订不同的营养菜谱。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建议，可以参考日本、印度的学生营养餐制度中一些有效办法，对农村学生营养的干预，初期用经济指标来规定刚性底线，即强制要求每生每日3元，以便于政策的快速推广和复制；在试点稳定以后，按每日人体(青少年成长)所需的基本营养指标来制订标准。分南北等不同类型地区，出台“相对标准化”的学生营养膳食指导食谱，如南方/北方学生营养食谱或山区/牧区学生营养食谱等。

　　关于项目监管

　　“政府+行政+社会”多方监督

　　就在160亿元营养改善计划开始推行后，有学校传出“并未给学生做饭，而是每天给学生发牛奶和鸡蛋”。民间公益项目“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等人对此表示担心：“管理者是否为应付了事？光鸡蛋和牛奶能不能吃饱？这样吃回扣是不是更容易？”

　　160亿元营养改善款体现了政府对贫困地区孩子的关心，但如果没有监督机制的约束，效果势必会大打折扣。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敬一丹表示，“教师和监管人员要柔性对待孩子，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就一定能做好这件事，为了做好，硬性的约束必不可少。”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贵州省委副主委郭子仪说，160亿元的款项就应专款专用，公开化运作，目前每天每个学校公示恐怕难做到，但可以尝试试点，“公开化是好事情，透明度高了，爱心人士也愿意来帮政府一把。”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在提案中建议：建立政府问责、行政监管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系。他表示，在资金落地和项目执行上，应充分利用网络、视频、微博等新媒体进行社会监督，让媒体和新媒体成为公益项目社会监督的主渠道，建立及时、透明的经费和政策实施情况等有效信息披露制度。

　　■问题分析

　　孩子营养不良后果“触目惊心”

　　全国人大代表杨凤玲现任贵州省黔南州政府教育督导室督导，此前在贵州省惠水县任副县长，分管教育，她曾走访了贵州省10多所边远地区小学，对留守儿童的营养问题，她表示“非常担心”。

　　杨凤玲告诉记者，她曾遇到过一些学生，早上6点半吃饭去上课，下午6点多才到家，超过10个小时不吃饭，爸爸妈妈都在外打工，跟着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在家，“老人还是原来的观念，没想过健康不健康，都不给娃娃带饭。”说这话时，杨凤玲显得非常焦急。

　　“中午有的五毛钱，最多的一块五，就在学校周边买垃圾食品。”走访调查中，杨凤玲最大的感受是，时代变迁这么多年，贫困地区的孩子健康状况却没有得到改变，“娃娃们如果中午能吃一份1块多钱的蛋炒饭，是不是都比这垃圾食品要好？”

　　不只是杨凤玲着急，来自相对较发达地区的代表委员们，也常常为西部地区孩子的吃饭问题感到心酸。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说：“看到一些孩子午餐时的情形，真的会禁不住眼眶湿润，大多数孩子面黄肌瘦，身材矮小，午饭只能就着辣椒、菜干和黄豆下咽。”今年2月，本报记者走访广西马山县贫困地区学校时发现，很多寄宿的孩子每周一带上几斤大米，几斤黄豆，一吃就是一周。

　　“来自权威专家的分析表明，营养不良导致的智力发展障碍、劳动能力丧失、免疫力下降以及各种疾病，直接经济损失可占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3%到5%。”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说，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孙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