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增长引发“税感焦虑”资料图

    导读：税收增长引发“税感焦虑”，结构性减税可能将拉开大幕。税收负担、税收公平、税收用途，三大"税感焦虑"从和而来，又如何缓解？结构性减税措施，能不能让收入不高的老百姓更少缴税？

    中广网北京12月5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今年，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个词被频繁提起，这个词就是“税感”。所谓税感，简单说就是人们对税收的敏感越来越强。而个人“税感”是不是沉重的话题，今年以来一直没有间断。2011年也被戏一些媒体称为“税感”之年。

    今年以来，“月饼税”、“婚前房产加名契税”、“中国人的税负水平高不高”等等与税收相关的话题，都在社会上引起了热议，显示出人们对税收的敏感越来越强。有媒体甚至认为中国人患上了一定程度的“税感焦虑症”。针对这种情况，今年我国的税收政策逐步调整，有多项措施直接惠民，比如9月1号起，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正式开始实施，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3500元。全国的个税收入全年可能将由此减收1600亿元。

    但不可否认的是，要实现个人所得税“高收入者多缴税，低收入者少缴税或不缴税”的立法精神，还需要有很多配套政策。此外，我国在完善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等问题上，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如何老百姓税负沉重的感觉是错觉还是真实情况呢？这种所谓的“税感焦虑”怎么才能缓解？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带来评论。

    主持人：今年各种与税收相关的话题总是能引起人们很大的反应，比如“月饼税”、“婚前房产加名契税”等等。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国的个人税负到底重不重？

    刘桓：目前老百姓认为中国的税收总体偏重，主要是因为中国目前实行双轨制的税收政策，就是既有所得税，又有流传税，因此造成百姓在实际购买过程当中已经付了很多税负，在所得环境还要有税，两种税收加在一起就会产生附加效应。今年我们国家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个人所得税提高起征点，还降低了最低一级等级的比例，把低税人群的范围扩大，使得百姓税负从而大大降低。但是有一些政策大家觉得很迷惑不解，比如说“加名税”、月饼税等等，这需要我们在改革当中进一步阐述。

    主持人：在我国的个税的征收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就是工资的薪金所得税相对容易征收，而高收入人群的主要收入却来自于股息、红利还有各种财产性收入，这方面的征税相对难度比较大，那您觉得这种税收公平上的焦虑如何来解决？

    刘桓：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税法规定当中确实有缺欠，因为我们在1994年定法的时候个人财产收入还比较少，它的主要的着重点是工薪税收，而且工薪税收税率提高一级是45%，而股息红利所得税收固定比例是20%，所以工薪阶层纳税相对来说较重，而主要财产收入人纳税比较轻，所以俗话说用钱去挣钱的人那么他是有钱人，用人去挣钱的人他适合做马，这就是大家所说的逆向调节，因为百姓工资薪金收入在我们中国的大部分收入负担的税负相对较重，这是一个不太合理的一种现象。那么大概可以测算一下，目前工薪阶层部分的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比重大概35%，但是在公布的报表指数里面，工薪阶层上交的工薪类的个人所得税目前比重超过60%，以上所以这种错位使得百姓猜想变成一种现实。

    主持人：怎么解决呢？

    刘桓：债务转型我个人理解要实行综合的所得税制，把财产收入和工资薪金收入放一起，统一计算扣除标准，统一计算应税的税率，这样才能使得问题根本解决。但是这个问题解决是靠国家的信息化，还有实名制。我理解中国目前信息技术没问题，需要制度设计进一步合理。

    主持人：除了在税收方面的改革，人们对于税收的焦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税收的用途，有人认为如果能够充分感受到税收增加带来的好处，那么税重一些也没关系，您怎么来看这个观点？

    刘桓：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目前百姓对税收问题的理解我个人看法是越来越接近于它的实质。其实大家最近这几年可以看到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的税负指数重还是不重，有人说我们中国税负指数是世界第二，甚至是世界第一等等，这个说法虽然有些偏颇，但是我个人理解百姓的宿愿是正常的，因为控股指数的变化不一定很科学。但是税负高不一定痛苦，比如说北欧各国它的税负比中国要重这是事实，但是他们为什么百姓感觉没这么敏感，就在于税收的用途大部分反给百姓改善生活，我们中国税收有相当一部分不是给百姓改善生活。所以国家要在民生方面下功夫，改善民生，比如说医疗、养老、教育、卫生等方面。如果这方面改进明显出现效果的话，百姓的感受或者痛苦指数的感觉，会比现在要减轻。

    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年以来我国的税收政策也出现了不断调整，有加税有减税，加税有房产税试点启动，还有资源税改革的全国铺开，减税有个税起征点的调整等等，新华社昨天是以结构性减税拉开大幕为题报道了相关情况，就您看来，这些增增减减的税收调控能让人们的税收焦虑减轻吗？

    刘桓：从长远看，这种结构性减税如果效果真正发挥出来，确实能够减轻大家的税负焦虑，因为减税是一个总体方向。税收是一种经济杠杆，它会调节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调节经济结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当中，节能减排降耗是非常重要的议题，目前中国的生产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不符合发展要求，损失浪费也比较大，所以通过税调整是必然的，因此在资源、环境方面加税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结构减税是总体要减税，但是有增有减。在科学的测算下，减什么让百姓能够受到实惠，增什么能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