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 王锴：

　　我国《政府采购法》对“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采取了不同于政府采购合同的救济途径，这是运用双阶理论的体现。根本原因在于，政府采购合同与“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属于民事合同，后者属于公权力行政中的单纯高权行政。
　　
　　“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采用的是质疑投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救济方式，但政府采购合同本身被认为是一种民事合同，采用了和解、调解、仲裁、民事诉讼的救济方式。为何采用不同的救济方式，哪一种是私法行为的救济，哪一种是公法行为的救济？政府采购的整个过程是公法行为还是私法行为？
　　
　　本人认为，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公法行为，也不是完全的私法行为，实际上带有混合的性质。问题在于，即使带着混合的性质，也必须把分界点找出来。一般认为，以合同订立作为分水岭，合同订立之前是公法行为，合同订立以后及合同的履行是私法行为。
　　
　　研究法律除了讲究正义公平之外，还要有实用性，必须给它一个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空间，否则，如果陷入无限的理论争议，对问题的解决也没有太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