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科学中，将不同来源的基因按预先设计的蓝图重组后导入生物体，可以改变生物原有的遗传特性，成为新品种，这就是基因工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改革也是一项“基因工程”，而集中采购正是经“重组”后植入我国财政支出改革的“新基因”。十多年来，这个“新基因”不断焕发活力，促使我国财政支出方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与“集中”相对的是“分散”，而分散、无序正是政府采购改革之前采购人自行采购时的写照，集中采购所规避的正是分散采购的这些弊端。众所周知，“量大从优”是市场交易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原来分散在各个政府部门、预算单位的采购项目，各自采购时规模较小，能从商家得到的优惠空间有限。要获得规模效益，必须将同类项目集中起来，集中采购的思路自然就诞生了。
　　
　　集中采购的“新基因”，重组了原来财政支出环节的运作方式。首先，对于买什么的问题，原来由采购人自己决定，只要预算充足，想买什么基本不受约束。对此环节的重组，是通过集中采购目录来完成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将绝大多数采购项目囊括其中，其强制性、权威性使采购人必须遵循，采购标的必须在采购目录中，不能再“任意发挥”。其次，对于怎么买的问题，以往采购人喜欢怎么买就怎么买，照顾关系、暗箱操作、资金浪费等现象时有发生。但在集中采购制度下，必须按照法定的采购方式进行，采购人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裁量权受到约束。在经办人员方面，以往由采购单位自行办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专业水准难以保证，重组后的采购由集中采购机构操作，既专业又高效，使无序、混乱的分散采购局面得到根本改观。
　　
　　如今，集中采购诞生已十年有余，承载着集中采购使命的集中采购机构，已经从最初的零星萌芽，发展到遍布全国从中央到省、市、县的各级政府。集中采购的规模从初期的屈指可数，到2008年达到5149.1亿元，占当年全国政府采购总规模5990.9亿元的85.9%，主渠道的地位已经牢牢树立。可以说，没有集中采购就没有政府采购。
　　
　　集中采购“新基因”还带来了预防腐败、发挥政策导向作用等功能，这是分散采购状态下难以实现的。集中采购机构的操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便于监管部门和社会集中监督，大大提高了廉政水平。而集中带来的规模采购，使政府采购受到日益密切的关注，政府采购成为贯彻社会经济政策的有效杠杆。优先、强制购买节能环保产品、支持自主创新产品、扶持中小企业、优先购买国货等政策，可以透过集中采购的管道，得到有效发挥。
　　
　　“新基因”在给有机体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对有机体的环境提出新的需求。集中采购也如此，在带来节约资金、预防腐败、发挥政策功能等效益的同时，也需要原有环境作出相应的调整。
　　
　　集中采购首先打破了预算单位各自为政的游戏规则。旧格局虽然无序、价格高、易滋生腐败，但采购单位在“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机制下，不会主动进行自我利益剥夺式的改变。那么，改革的动力必须来自外部，来自于更高层的推动。《政府采购法》的出台，就是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来打破旧格局、建立新秩序的努力。
　　
　　变化是改革的必经之路。集中采购所需要的环境，除了需要预算单位配合外，还有更高层次的要求。首先，作为集中采购机构，其法定地位必须得到维护。这个法定地位，第一是独立的公益性事业单位，第二是法定委托业务。这就需要国家继续出台相关规定，为集采机构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维护其法定地位。其次，集采机构在执行集中采购任务时，必须赋予其明确的职能，具有相应的为履行法定职责必不可少的权力资源。政府采购是政府内部的运作方式，政府内部的运作如果离开相应的行政权力很难顺畅运行。而目前集中采购机构的职能界定还相当模糊，需要进一步清晰、进一步细化，集中采购机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集中采购“新基因”的潜在生命力才可以发挥更大的效力。
　　
　　十年耕耘，集中采购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集中采购改革现在还远远没有达到收官阶段，可以说，集中采购“新基因”所具有的生命活力才刚刚开始展现，在未来的改革中，其作用和影响将更加巨大。集中采购这个植入财政支出环节的“新基因”，其未来是无比光明和不可限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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