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TTIP谈判的推进在欧美一直遭遇了来自政商界和民众的各种阻力，谈判推进愈加缓慢。TTIP在美国目前并没有遭遇强烈反对，但有分析指出，随着TPP谈判的完成，美国贸易谈判问题的焦点将开始聚集到TTIP上，更多阻力也可能随之而来。

　　在欧洲，欧盟内部对于这一贸易谈判始终是矛盾重重，成员国之间，政党之间意见很难达成一致，民众更是不时举行游行进行反对。

　　虽然欧美官员声称此轮谈判双方几乎就TTIP涵盖的所有领域进行了磋商，但一些敏感议题仍被搁置讨论。例如，“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在大西洋两岸民众中引起的争议最大，欧美双方均未决定是否将该机制纳入TTIP协议。

　　根据该条款，投资者与投资东道国发生争议时，允许投资者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机构裁定。这也意味着许跨国企业可以将政府诉诸法庭。民众的担忧主要集中在担心该条款会赋予跨国企业更大影响力，损害一个国家在公共卫生、安全等规范公共利益领域内的主权。

　　美国政府坚持将“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纳入贸易协定的意愿更为强烈，尽管这一机制在美国也遭遇了一些反对。在最近达成的TPP协定中就已包含这一条款。此外，类似条款早已存在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中。

　　迫于欧洲公众的压力，欧盟早在2014年初就搁置了TTIP中关于投资者保护条款的谈判，并进行了公众咨询。上月，欧盟提出创建一个国际投资法庭和上诉机制来最终取代“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新方案，规则比目前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机制更加透明，但遭到美国商会强烈反对。美国商会欧洲事务副总裁马乔丽·科林斯表示，美国商界认为欧盟上述方案对外国投资的保护程度达不到投资者在一国投资时理性预期可获得的应有保护水平，最多只能作为美欧进行相关谈判的起点。

　　贝尔塞罗表示，上述方案并不代表欧盟在投资者保护议题上的最终立场，欧盟委员会尚未向美方提交相关谈判方案。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扞卫公众利益组织的梅琳达·圣路易斯说，许多贸易专家、政府官员和消费者组织最关心的是“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赋予了外国投资者一个特别的诉讼体系来解决争端，却不适用于国内投资者和公民，美国和欧盟提议的方案都未能解决这一担忧。

　　数据跨境流动和隐私保护也成为美欧自贸谈判难以绕开的敏感话题。早在2013年7月的TTIP首轮谈判之前，美国防务承包商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就通过媒体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网络和电话秘密监听欧洲多国政要和民众，引起欧洲多国政府的不满，在国际社会掀起轩然大波。

　　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洲法院本月初作出判决，认定欧美2000年签署的关于自动交换数据的《安全港协议》无效。今后美国网络科技公司将收集到的欧洲公民数据送往美国将受到法律限制，这一裁定对脸书、谷歌、亚马逊等美国互联网巨头影响重大，再度引发对数据跨境流动的讨论。

　　科林斯说，在欧洲法院作出这一裁决后，目前尚不清楚欧盟28个成员国将如何在具体实践中解读这一裁定，比如在哪些例外情况下数据跨境传输是法律允许的，这给在欧洲运营的美国企业带来了巨大不确定性。她同时认为，美欧谈判官员很快将就如何重启和升级《安全港协议》展开磋商。

　　罗伊表示，欧洲的一些利益团队对美国共享敏感数据的政策和体系缺乏信任，他们会以此为由反对TTIP协议，这可能会成为未来拖延TTIP谈判进程的重要敏感议题之一。

　　此外，美欧双方有关如何统一医疗、食品和数据的交易标准等问题则更为敏感。美欧双方如何在TTIP中弥合监管分歧也不容易。美国认为自己在金融监管方面比欧盟严格，担心将金融监管纳入TTIP后，可能弱化其国际金融危机后确立的金融监管法律。欧盟则认为它们在化学品、食品添加剂、转基因作物等方面的安全规定比美国严格，担心TTIP会降低这些行业标准。

　　贝尔塞罗表示：“只有在对于公民的保护水平不变或者得到改善的前提下，双方的合作才会成为可能。”贝尔塞罗说，美欧双方的任何新合作都不会改变在食品安全和数据保密等公共领域的监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