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攻坚之“坚”体现在哪里？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当前经济的高频度热词，又如何避免认识上的误读和行动上的误区？近日，作为新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贾康携新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在九丘书馆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供给侧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长期行为

　　记者：您一直是新供给的倡导者，您对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的理解是什么？

　　贾康：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以改革为龙头、结构优化为关键，攻坚克难解放生产力的长期行为。

　　从供给侧的相关因素看，主要涉及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和制度管理这五大项。各国的经验都表明，这五大要素中的前三项，在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过程中，比较容易表现出它们的支撑力，但其后却要转向衰竭。

　　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这标志着我们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在这之后，新的问题却是民工荒、用工贵、招工难，征地拆迁补偿的综合成本急剧抬高，且频频引发矛盾冲突，常规投资普遍出现边际收益递减，五大要素前三项都出现了支撑力明显滑坡的问题。

　　按照新常态概念看，经济运行中“新”显然已明朗化，但是“常”还没有实现，需要在整个经济企稳后对接“增长质量提升”，而且尽可能长久地形成中高速增长平台。因此为了引领“新常态”，我们必须更多地依靠后两大要素的潜力释放，就是要以科技提供第一生产力，以制度改革带来最大红利。我们要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来对冲下行因素，这就包括合理地调整人口政策，优化劳动力供给及人口结构，在配套改革中减轻企业综合成本、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依靠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只会改进而不会恶化总供需平衡状态，只会有利于维护“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而不会助长下一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

　　供给侧改革并不否定需求管理

　　记者：现在一谈到供给侧改革，首先是想到它是针对需求侧提出的，那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是不是对立的？两者存不存在矛盾冲突？

　　贾康：在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是同时存在的一对“相反相成”的关系。总体而言，需求管理是总量管理，侧重于在反周期概念下，各个年度短期视野内调节经济生活中银根的松和紧、施行总量的刺激或收缩；而供给管理要更多地着眼于中长期和全局的发展后劲，考虑不同角度的结构优化，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协调匹配等等，显然供给管理的复杂程度远远高于需求管理。需求和供给谁也不能脱离谁，这对概念到了政府这边，政府发挥的作用首先就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和调控。

　　现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否定过去的需求管理经验，不是否定过去我们已经有这方面值得肯定的东西，是要认识这方面的局限性。

　　过去，我们比较成熟的调控方式是总量型的需求管理，它以收紧或放松银根的调控方式来对总需求产生刺激或者抑制作用。我们在理论和经验上都长期忽视供给管理，供给管理的结构性特征十分明显，难度也比需求管理大得多。

　　供给侧改革不是简单的管理转移

　　记者：现在不少人担心，从需求侧管理到供给侧管理的变化，短期内容易对经济产生下滑的潜在风险，您如何看待？

　　贾康：这一担心是不必要的。所谓从需求侧到供给侧管理，不是简单的管理转移，更不是以供给侧否定需求侧，而是把两者更好结合、优化处理的动力体系和平衡机制。

　　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主张取消对需求侧的重视，还是应该给予需求管理必要关注，进一步适当扩大总需求，释放新需求，但同时，要特别注重创造新供给，打开需求潜力和经济活力释放的空间，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为什么国人跑到日本去买马桶盖，绕了一圈最后发现生产厂家在杭州？这是因为我国供给体系中的竞争环境制度供给出现问题，国内市场鱼龙混杂，优质产品和品牌不能从市场中脱颖而出。在以往经济生活中，消费者对国外的产品“迷信”，对本国产品的“不信任”，正是现有供给结构体系中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制度供给不到位的表现。

　　优化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就要更多考虑政府怎样深化改革，更好地用经济手段来促进市场优胜劣汰，从而促使结构的优化；政府如何发挥自己应该有的政策导向功能，促进增长点的成长发挥对全局的支撑作用；供给管理一定要强调政府的有限资金需对接市场机制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乘数效应，等等。这样的结果是更好地促使经济完成探底企稳达到新常态，和实现“四个全面”总体布局的战略目标。

　　供给侧改革不是“新计划经济”

　　记者：针对供给侧改革的理解上存在的诸多差异，您一直以来都强调供给侧改革不是“新计划经济”，为什么不是？

　　贾康：我在强调供给侧不是贴标签式的选择新概念，它实际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转轨创新；供给侧改革不是否定需求侧意义作用和简单搬用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为主”的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需求、供给管理经验，又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同时也强调供给侧改革不是所谓搞“新计划经济”，而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在这个前提下要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实现中国守正出奇的现代化追赶到赶超。这是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等指导方针为依据的。我们当然也要警惕和坚决反对以供给侧改革为名而扭曲应有的市场化取向改革逻辑，甚至倒行逆施。

　　“新供给经济学”超越了“供给学派”

　　记者：您新供给经济学的一个主张是减税，这能否减轻中小微企业的负担，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

　　贾康：减税是美国供给学派最核心的主张。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者认为，减税是必要的，但提出了更多、更全面的系统化建议。中央关于供给侧改革的方针，实际上是针对中国国情处理的一个全面、长期的系统工程。

　　减税实际上是在减少供给抑制、提升供给侧的活力与动力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当下，我国正在进行的结构性减税所提供的政策空间要用足，比如继续推进营改增、减轻中小微企业税收负担等。此外还有一些令人关心的问题，比如，已过了个税起征点但是收入水平并不太高的人群中，是否还有减税空间，这些都可以结合整个税制的优化一起讨论。

　　但同时，我们更关注、并更应该加以强调的是，中国现阶段市场主体的负担、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负担构成中，更多的不合理的负担是来自税外，这是问题的真相。一定要意识到，正税之外的不合理收费、不合理综合成本等，才是当下很多企业不满和抱怨的最主要因素，比如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还有比乱罚款、乱摊派更恶劣的设租寻租、“红顶中介”等问题。所以，除减税外，还必须通过配套改革实质性减轻企业的税外综合负担和隐形成本。

　　PPP模式是制度供给的一项创新

　　记者：这两年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非常热，在今年的两会上，PPP模式再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您怎么看PPP模式在供给侧改革中的位置和前景？

　　贾康：我们把PPP评价为“制度供给的伟大创新”。PPP既是投融资模式和管理模式的创新，也是国家治理模式的创新，PPP动态、规范发展的过程也是倒逼法治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促进供给侧改革的持续优化。当下中国需要强化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PPP就是这样一种融资、投资形式，它又会天然对接混合所有制改革，避免了之前容易出现的“一股独大”的弊端，由此带来的投资发展空间可以进一步打开。这是对有效投资的倒逼，也会使投资效益得到明显提高，起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后劲的作用。

　　目前，全国推出大量的PPP项目，就是社会资本很好的参与机会。但是，当前有些民营企业仍存在一些担心，建议在参与PPP项目之前，要把所有问题、每一个细节都谈好，写进将受法律保护的合同里，尽量减少投资者顾虑，同时也可以最大限度锁定预期的收益。

　　去产能，政府不能再大包大揽

　　记者：钢铁煤炭价格下滑，行业整体亏损，如何扭转钢铁煤炭行业的经营困境？

　　贾康：“十三五”期间，钢铁煤炭行业在我国经济建设中仍将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支撑作用。推动包括钢铁煤炭在内的传统行业摆脱当前困难、步入持续健康发展轨道，根本出路在于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包括继续推进产业并购重组、加快去落后产能、优化产业资本结构、坚持创新驱动；同时，要继续清除妨碍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创新行业治理方式，大力提高行业素质和发展质量。

　　产能过剩是导致前一段时间钢铁、煤炭产品价格持续下滑与行业整体亏损的直接原因之一。当前“去产能”，不能再沿用过去政府大包大揽的思路，而是要转向以市场化手段为主去产能的新阶段。同时应当坚持绿色发展要求，以环保为红线，坚决严格执行节能环保标准，加强环保执法检查，加大违法惩处力度，保持环保高压态势。主要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匹配清晰合理的环保标准来淘汰落后产能，在钢铁、煤炭等行业应忍受一定的阵痛而力求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