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和英国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参加这个讨论，在国内我是第一次参加关于社会服务领域PPP的论坛。我们国家在PPP领域发展很快，三年前如果谈医养服务PPP大家还比较陌生，现在已变成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我从四个方面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

　　一、社会服务PPP背景

　　从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表来看，我们老龄化速度非常快。我们不是世界上最老的国家，但是老龄化速度最快、程度最深的国家，医养服务需求来得最快，却准备不足。老龄化问题不能忽略，也不能悲观，要理论高度看，并上升为战略，再看如何引入PPP的理论框架。

　　联合国已达成共识，按照平均寿命减去养老金者的预期余寿得出老人年龄。根据老人年龄占总人口的比重，说明老龄社会的进度，分为进入、深度、超级三个阶段。我们对2010年之前全球各国人口老龄化做了一个时间表。举例而言，美国从进入老龄社会到深度老龄社会用了65年。美国有8类签证，引进高端人才和低端劳动人口，赢得了有备而老的准备期。中国从进入到超级几乎发生在40年之内。今年，习主席讲到，我们要及时地、科学地、综合地应对老龄化，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把人口结构问题纳入宏观经济考虑。

　　老龄化说明一个国家社会稳定，经济发达，人们寿命不断延长。农业革命解决吃饱饭问题，寿命是40-50岁。工业革命解决发展问题，寿命可以到七八十岁。人均GDP超过5千美金，人民开始为健康而支出，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健康产业即第三财富波时代。健康产业的核心是生命科学，它告诉人们生命可以到120岁。因此，我定义人口老龄化是银色经济（不是银发经济），要按照人口老龄化的需求和条件来组织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活动，由此形成供求关系。

　　那么，发展观和经济社会常态有质的变化。健康产业革命追求技术进步和人文进步的并重，这时候人们追求的不仅是GDP的总量，要追求人均GDP的福利相关性，而福利相关性反过来决定的是有效需求购买力。党十八大以后开始讲需求拉动经济，走了一段时间发现购买力上不来，现在开始认真研究供给侧。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有钱买不到好东西，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低收入的人，特别是老人没有钱，或者他们资产结构不合理，或者保障不足，不敢花钱，这也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

　　健康生命科学非常讲究人性，用基因的排序支持精准医疗，可以告诉人们一种药，在人的身上使用有效性是多少。由于我们医院数据系统不对接，采集的数据每天在流失，导致现在还是经验医疗。生命科学支持的健康产业，比工业革命更注重对人生命的尊重和有效的保护。

　　教育改革和技术创新对中国人很重要。我们是未备而老，没有完成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即老龄化了，需要三步并作一步走，进入大健康产业革命，党中央抓住了“互联网+”的机会。要从教育改革做起，要爱护孩子的创造天性，不是学历高，而是知识结构要好。我们要培养青年一代奋斗合作的精神，以良好的身心状态适应这个社会。

　　接下来是社会参与和政府主导相结合。第三财富波暴利越来越少，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家庭团结起来，最充分利用资源，最精益管理。这个时代主要发展是社会契约和社会企业。中国亟待引入社会企业的概念和制度，否则公立医院改革难以推进，养老服务也找不到合适的组织类型。接下来是家庭的生育和国家人口规划相匹配，在尊重家庭生育观念和国家地方人口规划之间找匹配度，这才是全面的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不等于一胎家庭。

　　最后一个问题最重要，养儿防老社会文化的变化。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可以计算出你一生的人力资本。个人财务生命周期告诉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低收入、高支出，就是养孩子买房子，然后进入财富自由拐点，有一个结余期，然后再安全养老，这样的财富生命周期，无论我们个人职业生涯设计，还是国家的社会保障政策都要尊重微观经济学，按照个人财富生命周期来进行安排。这个基础上家庭、社会、养老共融。养儿防老的文化不过时，但是方法变了，孩子不可能全面供养老人，所以家庭不足的部分需要社会补上来，而且需要医养结合。

　　中国人都在担忧未富先老，为了把未富先老从定量到定性做一个描述，近十年我们开展指数研究。指数发展报告不是财务分析报告，是说我们看到未来的目标，然后倒过来看，用标杆管理的方法看我们今天走到哪里，这是公共管理非常基本的方法。按照这个方法我们做了中国老龄社会和养老保障发展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现在产生了三个指数，第一个形容老龄发展的银色经济指数，第二是养老金指数，第三是医疗保障指数，第四是养老服务指数。前三个指数每年二月份国家经济周刊联合在两会之前发布，连续发了三年，每年9-10月老人节的时候会把一年的研究报告作为一本书在清华出版社出版，我们得到了相关部门和清华大学的长期支持，我们会长期做下去。但是从这个指数来看，第一年是三个指标两个不及格，第二年是一个下降两上升，第三是两个下降一个上升，但是今年已经出现三个指标全下降，今年发布的指数其实说的是2014年的情况，所以到2014年是中国人口出现拐点非常明显的时候。其中下降最快的就是银色经济老龄化的指数，我们从三个纬度来研究这个问题。老龄化的深度和纬度，显然是速度快、准备不足。老年人口的赡养负担，这个指数一开始就非常低，我们从1990年到2040年50年里，从年轻的国家，到进入、深度、超级，我们连续跨了四步。欧洲国家从40年，从进入到深入，只跨了一步。我们各项政策都在鼓励人们提前退休，所以我们大龄人口参与率不足，养老金结构出了问题，老年人的资产结构就不好。

　　老年人资产结构是从三个方面衡量的，第一是转移支付。第二是个人劳动经营收入。到老年不管我做什么，哪怕我门口卖茶鸡蛋，总是有收入的。第三是财产性收入和资本利得。美国最好，各自占三分之一，中国只有2%的老人说自己有养老财富，其他49%说靠家庭，所以老年人资产结构还是比较差的。老年人的消费，用一年的数据看平均花了多少钱，然后再看0岁到90岁谁在花钱。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告诉我们，12、13岁的孩子掀起了第一个高峰，30到35岁的年轻人掀起第二个高峰，结果使他们爸爸妈妈的消费始终在平均消费的40%。而美国恰恰是正的U字，中国的劳动人口是倒的U字，中国劳动人口不投资，因为这个钱要给孩子上学和孩子结婚，所以劳动人口自己的投资很差。第三个高峰，70岁以后的老人他们消费能力一路下滑，最后90岁几乎滑到平均消费不足2千元，90岁以上又突然消费了，显然就是最后的安葬、重症监护室和墓地，所以一个厚养薄葬的中国文化到今天已经变成薄养厚葬，这个数据不管哪个部门看完都觉得这个曲线非常奇怪。所以我们有些公共政策再不改变的话，这样下去其实是无备而老，但是要把定量定性的方法说出来，然后我们再每年评价看哪些地方改善了，哪些地方更糟糕了，这样我们才能具体应对这个问题。总之面对这样一个老龄化速度快、需求快、准备又不足，所以引入PPP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中国地方上结束了土地财政，更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财务方式，但是这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融资方式，而是一个机制的改变。

　　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PPP理论模型，要求我们看清楚公共服务的需求，并承认政府在财务、人力、激励性和专业性上是有限的，怎么用有限的资金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只有走良性治理的道路，要求政府学会和社会握手，遵循契约精神，握手是温情的，不是“冷冰冰”的，更不能是霸道的。社会服务PPP首先看政府信用。日本从19世纪80年代到2015年一共在社会服务领域做了500个项目，成功率99%，1%失败是发生在合同履行之前。要政府学会和社会握手对中国比较难，但是这个课必须补，如果不“补课”，未富先老的局面就无法解决，中国就无法进入刚才所描述的银色经济的健康状态。

　　政府要学会进市场散步，我们要知道谁是合作伙伴，要积极保护、识别合作伙伴，形成短名单和怎么补长的机制，而且还要有竞争机制，所以要学会在市场散步。学会市场化的运作不难，散步比较难，为什么？散步要求第一你要懂市场，第二不能搞腐败，两件事都很不容易，这样才形成政府能提高公共服务供给和公共服务治理的能力，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实现购买服务和项目外包。购买服务很多地方签联合供给协议，项目外包是联合特许经营。英国的模式，有些公共服务是不可以私营化的，PPP主要指的是联合共建和购买服务，第三种是特许经营，主要是基础设施，社会服务PPP只能购买服务。

　　二、社会服务PPP综述

　　基于亚行项目我们做了研究。在八年前，我接受人社部委托做了中国社会保障能力建设课题，主要解决“小马拉大车”问题，即增加人员和编制问题，也提到信息化、标准化、购买服务。今年我又接受了这样的课题，这次已经跟当时完全不一样了，要解决小马怎样拉大车的问题。政府作为“小马”应当干什么，怎么又把“大车”拉起来，中国变化进步还是非常快的。

　　讨论到社会服务的问题，美国讲公共服务，欧洲讲社会服务，欧洲的社会文化更深远，我们还是按社会服务来讲。主要是教育、医疗、养老，这些服务是所有人在成长过程中和最后衰老过程中都需要的服务。英国人认为60%居民需要的就属于社会服务，政府就有提供责任。因为这几项服务即知识型的服务，人力资本很高，很多人买不起，需要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供给必须坚持“一个加法和两个减法”原则。加法即提高人力资本和补偿；减法即去寄生文化和政府税负。如果违背这个规律就没有人来做，教师不干、医生不干了，没有人做养老服务。因为这都是知识型的服务，知识型的服务人力成本就是高的，只能做加法。

　　社会化服务PPP不仅是融资问题，更是治理问题。社会服务政府为主，属于公共财产，永远不存在财产性质的转移，这个领域只能购买服务，没有任何理由搞私营化。在社会服务的合同里，短名单选择优质机构是一个难题，中国这方面不够发达，第三方不够发达，所以现在需要发现好的典型进行培养。合作期限相对长，因为医疗和教育机构都不是三年五年能看出效果，它比一个高速公路，一个火车站，它的期限要长。那么公共甲方是谁，是政府的执行机构，就是具体行政相对人，而不是那个抽象行为人，所以不是各部委的行为机构，而是执行机构。中国要做好这件事，下一步执行机构的法律定性和信息整合是必须做的，否则甲方做不好。核心内容涉及融资、产权、责任、成本收回期、微利成、果评估及其退出，还有风险分担。

　　三、医疗服务PPP模式

　　医疗里的“公共”是指基本医疗服务，中国有三个非常完善的目录和审计，由财政、医保基金和参保人买单。社会资本参与基本医疗服务有三个渠道，第一是直接参与基本医疗服务，创办股份民营医院，符合定点条件，进入医保协议单位，直接提供医疗服务，而且价格标准得和公立医院一样，但有一个原则，只要进入基本医疗服务，让基本医疗买单，必须智能审核。因为现在医疗保险可以做到享用医疗保险一分钱就必须上智能审核，必须监控。第二种办法是与公立医院一同提供医疗基本服务，但是不能做股东，只能满足成本和收入的需求。第三是参与医疗保险和药品监管，因为政府在这方面也需要找合作伙伴。中国出现的海虹现象，智能审核现在在200个城市已经上线，所有上线地方的药费下降，医生轻松，在系统里工作，像基金投资经理一样踏踏实实开处方，结果是药费合理了，医保结余了，医患关系也变得好了。所以我们给了三种模式，三种模式要求公立医院确实是公助型的以基本医疗服务为主的社会医院。目前公立医院做的非常有限，老干部和救助贫困人群不计，公立医院要以基本医疗服务为主，自费特需服务只能占一定比例，一旦超过这个比例，财政补贴就要减少。政府还有通过购买服务提高监管能力，如中国的海虹现象非常值得研究，它很成功；中国药品监管的阿里巴巴现象也很值得研究，它本来是成功的，现在是停滞的。

　　四、医养服务PPP模式

　　两个原则是坚持十年之内回收投资和利润在10%之内。四大要素是指土地及环境地租要合算；房产和硬件设施的房租要合算；服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指日常生活服务（家政），另一部分是医养服务。民政能达到老人平均30多个床位，但是为什么去年底出现48.7%的空床率，因为这个床位只能提供吃饭睡觉，吃饭睡觉可以居家养老，一旦离家养老就会需要五种服务；最后是日常用品和生活成本。我们把这两大原则，四大要素，五种类型，按照有效需求的原则，叫做购买力。我们把老人的收入分成五大类，我们会看到第一类P4原则，政府是土地、房租、服务、生活费全包，这就是三无老人。第二类是指政府可以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不是商业机构的服务，政府甚至可以鼓励银行间互助。P3，政府不用管生活费，有一份养老金的人他们可以自己解决吃饭，但是其他三项政府要补助。P2，个人可以付生活费，可以付一定的服务费，但是高昂的医疗费用、房租、地租个人付不起。P1，个人可以付生活费、服务费，甚至付一定的房租，但是地租是不可能付的，所以价格基本都按2015年全国的平均价，我们在这里描述的，以后会有增长。四大要素全部是商业性的，一个人就8千到1万以上，所以政府是P1，4项全出，但是政府也要给一些低价的地和政策上的鼓励。

　　昆明的杨先生，政府一次性补贴15万，自己投资3千万，当他做到床位100张，后来发展到300张，达到80%入住率，按照1800元到6000元收费，所以他能做到利润在8-10%，而且投资在十年内是可以收回的。我们看云南的政府补助，它这150万等于一次性的地租补助，有的是一次性，有的是按床位每次补，各地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归为地租还是房租？服务费？还是生活费？得把它清清楚楚列下来，每个投资者要知道你在跟政府合作，服务对象是谁，你的价格怎么定，你能满足什么人的需求。每一个地方的政府都要知道，在你这个地方老人的收入属于哪几大类，有多少是第一类，政府四项全包，有多少是第五类，政府全不管，给政策鼓励即可，要心中有数，而中间的三类是交叉的，即医养服务PPP。

　　我就在这里汇报这些成果，今后我们还有时间交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