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2015年第七届“声音·责任”医药界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医药行业的40余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出席了本次座谈会。医药界两会代表委员建议互联网售药解禁要有步骤地放开，取消政府统一的药品招标制度，并制定合理的药品定价机制，防止药品“降价死”。

　　建议一　　网售药品推行试点

　　2014年5月2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一消息的发布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政策迟迟未落地。

　　全国人大代表、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提出了《关于加强网上药品销售监管的建议》。谢子龙在议案中写道：“网上药店的经营环境不完善，法规不健全，药品管理法中没有涉及网上药品销售的条款，各地准入条件、监管要求存在很大差异，专业化的物流体系缺失等。因此，全面放开网上药店需要有完善的配套法规作为基础，不能让市场在缺乏规则的条件下肆意生长。”

　　“互联网售药解禁，首先应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谢子龙建议，互联网售药解禁既要有步骤地放开，又要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其认为，有步骤地放开，是在3-5家有诚信的企业实施试点，同时建立正面清单，将一小部分处方药在互联网平台上销售。

　　究其原因，谢子龙解释称，与实体药店相比，网上药品销售存在业务涉及范围广、隐蔽性强、控制难、取证难、监管难等问题。因此需要加大监管力度，加强对网上药品销售的监管，打击违法行为。据记者了解，去年7月，国药旗下国大药房、老百姓大药房等数十家连锁药店，以及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中国医药物资协会）等近10家国家、地方级行业协会曾联名上书国家食药监总局和商务部，称零门槛放开网售处方药将使得合理用药难以保障，同时将导致网上假劣药泛滥。

　　建议二　　废除省级药品招标采购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康缘集团董事长肖伟表示，现在全国每个省都有省级药品招标机构，不但行政支出成本高，而且由于招标缺乏科学体系，制定政策出现比较随意的现象，因此没有起到设立招标采购应有的作用，建议废除省级药品招标采购。

　　有药企负责人坦言，公司一直冀望产品进入基层市场，扩大销量，但由于各省的招标政策不同，给公司带来了非常大的成本开支，成为公司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必须改变越俎代庖的政府有关部门统一包办招标的模式，进一步明确有关政府部门的职责，即建设高效率的交易平台，强化执法监督企业准入和产品准入，监督药品价格以及执行各种保险（放心保）目录，打击假冒伪劣确保群众用药安全，及时弥补市场脱销产品的生产供应，并保障公平交易。

　　事实上，医药界代表们去年两会上就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取消政府统一的药品招标等制度的建议》，希望能够尽快取消目前实施的政府统一招标制度。建议指出，我国目前由地方政府主导的省级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名为“招标”或“采购”，实际上招标机构并不采购药品，也不付款，仅仅是通过行政权力审批确定进入医疗机构的药品品种、价格、配送和还款，违背了“医疗机构是招标采购的主体的原则”。

　　“现在推行的药品招标量价不挂钩，没有最低销量的保证，也没有回款的时间承诺。而且招标的主体不是需要采购方医院，而是行政主管部门，权责不明。”有药企相关负责人表示，药价应该完全由市场调节。药价回归市场，在医院、患者和市场的双向选择下，自然会有企业生产低价药、中价药和高价药。

　　建议三　　药品招标不能唯低价论

　　据了解，由于缺乏科学体系，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定的政策显得有些“任性”，有些省直接要求制药企业必须降价多少才能准入，导致一些质优价高的药品无法进入市场。而对于竞争性药品招标采购，由于没有量的保证，对于招标采购价格较低的药，医院不愿意购入，导致企业无法生存，最终绝大多数企业选择生产高价药。

　　今年初，湖南省药品集中采购管理办公室在官网公示拟中标结果，共计11296个品规中标。不料，第二天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就刊登出一则“严正回应”，抨击湖南省药品招标办“唯低价是取”，公开与湖南省药品招标办“掐架”。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在提案中提到，药品集中采购必须规范，不能唯低是取，并建议加紧制订药品价格的形成机制及办法，开展第三方监控。他认为，过去由于价格制订办法的原因造成了药品价格不均衡，但经过30次的降价药品价格已经趋于合理。目前市场上实际是进口药价格普遍偏高，而国产药特别有些中药价格低于成本。

　　据医药专家估计，我国医院临床使用的廉价经典药约300至400种，数量虽不多，却解决了患者约80%的用药问题。然而，近年来由于生产成本逼近甚至超过售价，许多经典廉价药纷纷退出了百姓视线。业内人士分析称，造成廉价经典药不断消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药品定价机制导致廉价药淡出。随着原材料价格、人工成本的上涨，廉价经典药的成本不断上升，我国现行的药品定价机制不科学，使得生产、流通、销售各环节的盈利空间太小，企业缺乏生产和供应廉价经典药的动力。

　　在具体如何制定药品价格问题上，华北制药集团在提案中建议药物价格制定应在社会平均成本基础上，综合考虑经济周期性波动造成的成本变化、通胀等因素，确保企业的期间费用率不低于30%，销售利润率不低于15%，调动企业生产积极性，保障市场供应，保障企业在新版GMP、新药典标准、产业升级、环保治理等后期工作的开展，保障企业有能力进行研发与技术投入。

　　建议四　　为救命药建立绿色通道

　　近日，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对“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销售假药罪”案作出了不起诉决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原院长俞光岩为此准备了一份《关于为少数救命药品建立绿色通道的提案》。

　　俞光岩称，目前，药品私下（地下）买卖越来越多，涉及品种越来越广，尤其以抗肿瘤药物为甚。除了近期引发关注的格列卫外，国内比较受欢迎的印度仿制药还有易瑞沙（主治肺癌）、特罗凯（主治肺癌）、多吉美（主治肝癌、肾癌）、赫赛汀（主治乳腺癌）等药品，这些救命用的抗癌药物，在与原研药高昂的价格对比下，受到国内癌症患者的青睐。

　　面对这种现象，俞光岩提出三条建议：首先，国家有关部门可充分利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提供的政策空间，放宽国外专利药物进口和使用的空间。允许医疗机构以评估性治疗为目的，申报进口合理数量的新药。医疗机构必须就此类药物的流通和使用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管。在此情形下，有关部门可以设定监管条件：如必须采购自合法渠道的合法药品，使用者必须为正在本单位接受治疗的患者，药品不得加价销售给患者，药品不得出售给药店、销售商等等。

　　其次，对于国外新研制上市的新药尽量加快审批时间，对于国内新研制药可特别审批（美国新药审批周期5-6年，如药效明确可2-3年特批，中国现在需7-10年）；在法律允许范围内鼓励国内仿制药。同时，有关部门应明确，除医疗机构自行使用外，其他形式的销售、代购等以牟利为目的买卖、运输、存放未合法注册药物的行为均属违法，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