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19名幼童死亡的甘肃正宁校车事故发生后，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已经责成国务院法制办在一个月内制定出《校车安全条例》。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也表态，将赋予校车与公交车同等路权。但媒体报道称，由国务院法制办牵头，教育部、财政部、公安部等部委的法制职能司局官员参与的首次讨论会效果不佳，各方在一些领域存在分歧。

　　整个事件的发展进程符合了有事件发生时一贯的演进方式。事故发生后，高层领导震惊震怒，亲临现场责成调查并完善法规条例，而后各下属官员纷纷表态，坚决执行上层领导指示。再后来的结果，多数人也都猜得到——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有时连雨点都迟迟不到，就像“7·23”温州动车事故迄今为止的情形。

　　是下属官员办事不力，只图敷衍了事，还是客观困难甚多，具体情况非高层领导一句话指示就能解决得了的？二者可能兼而有之。在中国的官场语境中，惟上的思路总是正确的，上级出了旨意时，下级必须首先亮明态度，坚决支持。而在实际操作中，则有太多的现实阻障和利益盘算，所以下层官员常常能拖则拖，只求用时间换空间，待领导气消、公众注意转向时，则又一切依然照旧。

　　校车安全事关全国孩子的生命安全，确是头等大事。其实在这方面，我们的法规条例不见得不完善。去年7月，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就已联合发布了中国首个专门规范小学生校车安全的强制性“国标”《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并于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若按此规定实施，甘肃正宁等各地校车的惨痛事故必不至于发生。明明白纸黑字已有公文发布，但出了部委的衙门，各地依然自行其是。

　　中国幅员广阔，从东向西地域国情千差万别，政出京城后，到了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执行效果往往迥然相异。今年9月湖南邵阳沉船事故，9名学生遇难，至最近甘肃正宁的校车事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西部经济欠发展地区的乡村教育机构缺乏，学生无法就近入学，只能每日在学校与家之间数里甚至数十里地来回奔波。而在东部沿海，生源充足、基础设施良好、教育资源充足，因此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此，这也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人力、资金等资源向东部地区分流。中西部官员天天奔忙于各种突发事件，虽顶着种种上级压力，却奈何无资金无设施来解决当下困境。当然，政府机构冗员充斥，地方财政成为“吃饭财政”，也是资源无法流向民生领域的重要原因。

　　需要注意到的一点是，这些中西部乡村的学龄儿童的父母们，往往都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因户籍制度的阻碍，或因生活成本的考虑，被迫背井离乡，将子女留给年迈的祖父母照看。这种中西部乡村的“空巢”情形，比比皆是，家庭成员分居两地，老人无法得到赡养，儿童在关键的成长阶段没有父母陪伴。而在经济发达地区，地方官员出于政绩考虑，往往强拆城中村，撤并打工子弟学校，这也造成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活成本畸高，无力将子女老人带在身边一起生活。贫民窟是有碍城市观瞻，但至少能让农民工的孩子们度过一个有父母相伴的童年。

　　因此，要解决贫困落后地区的校车安全问题，着力点不应只落在表象，更应从更深层次的中国社会发展均衡领域进行探究，而这些根本性问题解决了，校车安全这些表象问题自然也可以得到消解。当我们看到这一点时，就会无力地发现，中国的问题从来都是千丝万缕、盘根交错，这无法简单地归咎于某个地方官员的失职，一纸来自京城的法令也无力改变目前的局面。部委高官们自可掩耳盗铃式地研究起草文件，法规也可能会应时而出，但各地的情形仍会依然故我。要改变，只能是寄望一次深层次的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