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音乐界的名人，赶上醉驾入刑刚正式实施，高晓松以身试法给醉驾入刑做了一次鲜活的普法。在此之前，舆论普遍认为，高晓松醉驾案既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次考验，也是对醉驾入刑严肃性的一次检验。在高晓松领获判决之后，公众对于醉驾入刑的公正性无疑多了一份信心。

 

　　此前，最高院副院长张军曾提出，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对危害社会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声音随即被解读为“醉驾未必入刑”，引发社会各界的争议。人们担心这会为特殊人群留下特权窗口。高晓松醉驾案的判决，解除了一些民众的疑虑。

 

　　高晓松案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他拥有国际驾照，按理说更知晓国际通行的汽车文明。出国的人都知道，在大多数国家，驾车者看到前面有行人，都会停下车、耐心等待行人安全穿过马路；在斑马线面前，都会自觉打手势示意让行人先行。这些文明习惯体现在很多细节上，拒绝酒后驾车无疑也是普遍接受的汽车文明之一。

 

　　但这些文明在国内还没有普遍养成，这或许也是高晓松在国内驾车“头脑一热”的原因。

 

　　危险驾驶现象在国内更严重，和长期缺乏类似醉驾入刑的严格法律约束有关。此外，一些醉驾者还存在一种侥幸心理，以为被抓存在很大偶然性，这也是对执法严密程度的一个拷问。

 

　　文明的驾驶习惯需要长期的引导和教育，在这个过程中，严格的法律和严密的执法缺一不可。

 

　　据公安部交管局的数据显示，从5月1日至5月15日，全国查处醉驾2038起，较去年同期下降35%，全国因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同比分别下降37.8%和11.1%。这组数据，一方面显示“醉驾入刑”所起到的积极效果，另一方面也说明，即使是有了“醉驾入刑”这样的规定，绝对数值的居高不下，也再次提醒打击醉驾仍旧不容松懈。

 

　　每一次醉驾入刑判决，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次与危险驾驶文化的正面交锋。在法庭上，高晓松忏悔说，“愿意终身做义工，愿意拍摄（酒驾）宣传片”，这种忏悔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而认罪服法领获截至目前最重判决，本身就是最好的“拒绝酒驾宣传片”，看完这个“宣传片”，酒驾者能否放下酒杯？

 

　　因为交通事故，中国每年有六七万人死亡，多年来高居世界第一，其中有很多是酒驾导致的死亡。高晓松案说明，醉驾入刑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将醉驾者送进监狱，而是要以法律的形式，促进整个社会驾驶文明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