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力武器。然而，目前推动经济回升的力量更多的还是依赖财政投资、信贷投入的政策性效应，真正来自民间板块的市场性投资力量还很不够。因此，李卫华委员呼吁，尽快出台鼓励引导民间投资的优惠政策，着力解决民间资本“不愿投”的问题。明确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准入条件，进一步放开市场，降低准入门槛。加大对企业转型升级、设备更新和技术研发的财税支持，激活民间资本的投资愿望。财政投资要优先考虑能够拉动民间投资的项目，发挥财政资金在拉动民间投资中的杠杆作用。他建议，尽快制定出台《中小企业政府采购管理办法》，鼓励政府投资向扶持中小企业倾斜，以财政手段帮助中小企业获得更大的内需市场。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迫切需要在结构优化调整中，淘汰落后过剩产能，促进产业升级换代，非常重要的是充分运用经济手段。”贾康委员在《促进结构优化调整应充分运用经济手段》的发言中说，行政手段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作用比较有限，法律手段是“慢变量”，其作用主要在于维护、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规则与环境。实践反复证明，在具体项目上，政府不一定能看得很准，比如说要节能降耗，往往政府只知道一个方向，但在千千万万家企业中到底什么样的企业、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在节能降耗中具有竞争力，要通过竞争才能知道。

 

　　宋晓梧委员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我国经济总量迅速增长，但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制约着发展方式根本转变。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下，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结构扭曲问题进一步凸显，转变发展方式更为迫切。调整结构已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在诸多亟待调整的经济结构中，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引起各方面关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最终消费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46.44%下降到目前的35%左右。而我国投资率始终处在较高水平，从2003年到2007年已经连续5年在40%以上，2009年投资占GDP的比重更高，远高于世界平均22%～23%的水平。

 

　　王志珍委员建议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科研环境。她表示，对科研机构，尤其是基础研究机构，应减少项目审批式的资源配置，增加财政拨款基数，如教育部、科技部逐步增加对重点高校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经费支持的做法值得推广；同时，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科研人员基本工资；确立科研人员的主体地位，逐步扭转科技管理的行政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