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弱化政府的采购职能的做法值得反思。这点在专家评审制度上体现最突出，实际将政府采购的决策权外包化。

 

　　美国没有评审专家库。相反，美国明确限制使用外部专家。有事情首先用自己内部的人，其次用其他政府部门的人，限制外部人员参与。而我国《政府采购法》实行的采购决策外包化的策略。

 

　　此外，我国政府采购又搞了上千个中介机构，导致采购严重分散化。

 

　　政府采购的第一价值目标是物有所值，不是透明和问责。但现行制度不但不让你决策，还想方设法抵销你的决策。想靠专家和中介机构的独立性来约束采购人，结果专家和中介不但不能解决问题，本身反而成为新的问题。

 

　　我国政府采购还有一个地方值得反思，就是在决策外包化和采购分散化条件下，想通过强监管来解决问题。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个思路下必然出问题。

 

　　从两部法律来看，或者眼光更长远，从发展转型来看，国家想的第一要务都是如何强化监管。这种强监管模式导致两个极端。一方面是明显的有法不依。比如指定品牌问题，两部法律都明确禁止，但仍然比比皆是。省级以上相对规范，省级以下差别很大，表现出无知识或者说无能力。另一方面，强监管模式下，官员高度重视规避责任风险，“采购成效好坏和我没有关系，只要不担责任就行”。这种心态下，采购环节流程虽然天衣无缝，但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对这些情况，加强采购职业化建设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