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源头借鉴了国际经验，中央政府加入GPA的承诺又确定了我国政采与国际接轨的未来，这种“两头在外”的背景，以及GPA谈判，给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挑战？

 

　　张澜涛：开放促改革　应该国际化

 

　　国际上有一个传统，就是欠发达国家都会努力向发达国家学习技术性东西，学技术性东西见效快。中国是一个学技术很快的国家，这在政府采购领域内体现得也较为明显，从中国政府采购规模连年保持大幅度增长就可一斑。1998年，中国的政府采购总体规模只有31亿元，到了2009年这一数字已达到了7143.2亿元，可以说，现在的中国政府采购市场仍有大力发展的潜力，这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并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企业。

 

　　近年来，我国的政府采购面临着加入GPA的考验，在一轮又一轮的谈判之中，我们逐渐发现了许多国内的政府采购与国际无法接轨的地方。例如，在国际关系学院的师生翻译我国第一份GPA谈判出价清单时就发现，军队采购在世界各国普遍被列入了政府采购范围，但在我国却不是。但是，中国迟早要加入GPA，也就是说，中国的政府采购迟早要国际化，只有这样才能让加入GPA之后的中国政府采购仍然能够发挥它应有的功能。

 

　　因此，中国除了要向政府采购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学习采购技术，更为重要的是要学习采购制度，使得中国的政府采购制度真正国际化，与国际接轨。例如，美国的《联邦采购条例》（FAR），加在一起有2000多页，涉及采购的方方面面，但是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规定却较为粗放。再如，国外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做得很完善，但中国在此方面欠缺太多，尤其是政府采购预算透明做得不够，没有真正落实公众对使用财政资金进行采购的行为的知情权。

 

　　又如，中国政府采购基础学科研究不够，人才不多，这方面的教育也没有得到政府的真正重视，这给政府采购制度建设中人的力量的发挥埋下隐患。因此，我的观点是，中国的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应走出一条国际化发展的道路。

 

　　我本人对中国的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发展持乐观态度。虽然目前权力寻租等行为仍然在阻碍着这一制度改革的发展，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政府采购必将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应该持一种更为开放的态度去审视这项制度改革，支持这项制度改革，为它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的到来做好充足准备。

 

　　曹富国：GPA谈判价值是促进自我改善

 

　　中国政府采购国际化是一个大方向，实际上我们国际化的进程已经在进行之中。中国政府采购的进程本身就是一个走出去引进来的进程。

 

　　在发达国家的压力下，我国政府采购走国际化的进程在不断加速。我觉得，这次胡锦涛主席访美，其中一个重点是谈政府采购。这次除直接谈到政府采购外，其他领域如自主创新和软件正版化、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也还是政府采购问题。而且中国在美国进行的大规模采购，其中一部分也属于宏观的政府采购范畴。综合各种情况看，这次中美之间可能在中国加入GPA谈判方面设定了议程，至少中国给了美国一个预期的谈判节奏。因此在加入GPA方面留给国内政府采购领域作好相应准备的时间不多了。

 

　　过去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GPA的竞争是成员国的产业竞争，是靠产业竞争力来实现对政府采购合同的竞争的，但我认为实际上并非如此。产业竞争力在私人领域有效，在政府采购领域来看，好的政府采购市场竞争则取决于好的政府运作。中国加入GPA的谈判从表面看是希望做到价值对等交换，一美元换一美元，但看来达到这个目的对我们来说难度很大。因为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我们连想问对方要什么都还不清楚。

 

　　所以，对于中国的GPA谈判而言，现在的关键问题不在于谈判桌上具体的文件术语的交涉，而在于中国自身积极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因为GPA的竞争实质是政府采购制度、规则和从业人员素质的竞争。

 

　　因此，现在对中国而言，比进行谈判本身更重要的事情是审视自身的制度、规则和队伍。这个问题不解决，谈得再好也是白谈。在我看来，加入GPA谈判的唯一价值在于获得了审视和改善自己的机会和空间。从目前的形势看，加入GPA方面留给国内的时间不多了，紧迫性更强了。

 

　　（座谈会内容根据与会专家发言整理，其观点不代表本报观点。专家发言整理：本报记者刘燕、万玉涛、王巍、马海瑞、杜子越、王少玲、黎娴、小昕、孙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