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罗观翠表示在选取新项目的过程中，“参与投标、服务设计、员工的调配，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考量机构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承接新的项目。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倪星表示：“对于社工机构，政府的选择非常有限，竞争难以充分开展，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就难以保障。”

 

　　 很多社会组织已经看到自身的发育不良已经严重影响了自己在社会服务中施展的空间，而很多公益基金会也开始着手对社会组织人才进行高水平培训，以期提升其素质并因此提升社会组织的整体发育状况。友成基金会的“小鹰计划”与南都基金会的“银杏伙伴”计划已经成为持续性的培训项目并向特定人群开放。

 

　　 而在王振耀看来，政府向社会组织采购服务将是未来必然的发展趋势。这一在国外已经非常普遍的现象，也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出现并且在社会事务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像养老、儿童，所有这些具体的社会服务，政府都不可能直接提供。比如说残疾人、老年人的照料，包括心理抚慰，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大量产生以后，是一定要社会组织来进行承担的。”

 

　　 王振耀不认同很多社会组织过于强调自己的草根性与民间性，并认为这种状况不利于社会观感与政府的认同，因此在承接社会服务购买订单时便会失去主动权。

 

　　 “过去我们对社会服务不太认识，没有意识到老年服务、残疾人服务等很多服务的紧迫性和特殊性。我们对社会组织往往抱着阶级斗争的观点，担心要和政府争夺民心，影响社会稳定。”而这种提防心理的后果就是社会组织的发育受到抑制，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广东向社会招标社会组织承接社会服务应者寥寥的现象，王振耀说。

 

　　 王振耀表示成熟社会组织的培育是当前非常急迫的事情，“不然老年人、残疾人等人群的护理抚慰工作还没有组织来承担，原来都以为是通过改进政府工作作风可以解决的，后来发现其实不行，而是要有一个结构性的调整，就是说要由民间组织来承担。”

 

　　 王振耀能够想出的推动这件事的具体措施就是政府尽快把社会组织注册登记的高门槛撤掉，“登记门槛高，闹得大家服务不了，想做好事，时机和渠道都不通，现在要投入专业化服务，需要培训专业化人员，当务之急是尽快调整我们的有关政策，调整我们的有关法规。”

 

　　 “美国光慈善类组织就有150万并向200万发展，咱们到现在所有的加起来也就四十来万，跟美国差100多万个组织。”王振耀对中国13亿人口所对应的数量寥寥的社会组织非常担忧。

 

　　 王振耀特别强调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钱应该来自于财政，他举例说香港社会组织60%以上的资金都是财政的钱，而非当前常见的用彩票款来做采购。“政府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门打开，政府财政中有没有哪个省、哪个市拿出第一笔财政预算，有没有财政预算中增加这个项目。”

 

　　 而即便编列财政预算，社会组织如果不能合法登记，不能拥有合法银行账户，也无法参与政府购买，王振耀说，问题又回到核心点，“还是登记制度问题。”

 

　　 而李立国在3月6日的谈话中承诺，将会加快进行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的改革，修订社会组织三个相关的行政法规，并透露这一修订工作已经列入国务院今年的立法计划。

 

　　 当获得立法保障之后，或许，中国社会组织的春天就要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