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周其仁：首都一般是所在国首位度最高的城市，这是常态。

　　北京是中国首都，也是一座常住人口超过2100万的特大城市。世界上看，从伦敦、巴黎、东京、莫斯科、罗马到墨西哥城，首都皆大城。

　　首尔都市圈集聚韩国总人口40%，是比较夸张。但首都一般是所在国首位度最高的城市，这是常态。美国似乎例外，不过近年，我几次去到华盛顿特区，发现那里集结的科创公司和科创金融人才越来越多，由此带动商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似乎也正向一个综合性都市的方向发展。柏林不足为凭，是因为二战把这个德国“脑袋”给切掉了的缘故。“两德”合并以来，柏林重建突飞猛进，可能过不了多久，还是欧洲第一强国的一个大都城。

　　为什么首都通常都是大城市？我的猜测是，凡政治中心都是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心，所以总有大量非市场机会和市场机会在首都溢出。1978年我刚到北京读大学，朋友带我上街吃早点，看那份炒肝，是荤的。自己从小在上海，所谓“十里洋场”的早点也不过大饼油条——那是素的。北京市民怎么早上就吃荤？问了才知道早就如此。历史上宫里和“大富大贵们”天天吃肉、大批杀猪，猪下水就流入寻常百姓家。这是我平生上的第一门“首都学”课程，印象深刻。

　　现代经济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功能，在规模上比传统时代不知大了多少倍。很大一个比例的国民收入，要拿在首都实现再分配。传统时代国民收入再分配职能不强，北京还有个大城墙围着，谁也不能想来就来。城墙被拆之后，还有计划户籍控制那一套把门，所以京城规模的扩大，一直非常有限。

　　直到9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终于拱开城乡壁垒，虽然北京市把控得还是比较严，但事实上的迁徙自由、居住自由和从业自由，还是让京城迅速扩张成为一个千万人口级别的特大城市。

　　还有一点，中国北方一般比南方穷。如果说上海被相当富庶的江浙包围，深圳、广州被珠三角包围，那环北京的一带还真是有一定差距。这样看，北京既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心，又被周遭大片相对较低收入的地域人口包围。我们这座首善之城就不能不充满巨大的吸引力。于是，转型北京异常迅猛地成为中国特大都城，非常合乎逻辑。

　　其实捡饮料瓶、门卫、搬运、送货、保洁、家政、收破烂、修理以及其他林林总总，一个城市能容得下的活路，多到难以置信。我们不妨思考，倘若没有大都市，同样有能力干这些活的人口，能不能有如此创收？这是说，都市有了不得的扶贫功能。

　　麻烦在于，都市的都、城一体，其首都职能与一般城市管理职能，划分不清楚。我是恢复高考后进城的，住北京近40年，发现京城远比其他城市难管。“京官难为”也是一句老话，难在什么地方？难就难在首都与京城的职能界限不清，管理权限不明。别的城市，市委市政府定了的事就能办，但北京不行。“首都”功能非中央发话不可，而京城日常管理事务因城市体量日益庞大而不堪负重。于是，北京办大场面活动足以惊艳世界，但日常城市管理的基础，却比不少国内城市还薄弱。

　　最突出的挑战，是在北京城迅速膨胀的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国事国务活动空前频繁。实际上，北京的首都职能与其一般城市的管理职能，发生了冲突。一座北京城，两头不满意。

　　这样背景下，提出在首都核心功能与非首都核心功能之间做一个比较清楚的划分，适当疏解北京的非首都核心功能，是一个减轻北京超负荷“首都病”的战略性解决方案。这里的关键，是服务一个崛起大国之首都职能，与已经集聚两千万人口特大城市之日常管理职能，作出合理区分。

　　个人之见，对首都核心区而言，外来人口并不构成实质妨碍。因为在观察上，并没有多少外来务工人员挤在承担国事国务活动的首都核心区。在这个范围里，占据着大量空间却并不承担首都核心功能的“衙门”和大公司，才是症结所在。对症下药实施搬迁，确保首都区真正用于国务国事活动，应该大有可为。

　　至于首都区以外的北京城，方方面面也要改善、更新和升级。不过也不必一切＂高大上＂，道理就在于北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心。要素集聚，分工深化，势必提供别处难以比拟的收入机会。把集聚在京城自食其力、提供各种服务谋生的人口，看作是送进城门里来的“扶贫”。

　　安全隐患当然也是要重视的，其中要对潜在危险进行八九不离十的估计，措施得当才能见效。纽约每年有2.5万起投诉违法改建出租的案子，市政怎么也处理不过来。布隆伯格当市长的时候，启用一个叫麦克?弗劳尔（Mike Flower）的检察官，组建起一个只有5个年轻人的精干团队，用大数据的办法，把90万栋纽约楼宇与19个行政部门的数据打通，定时排出一个灾难发生概率的序列，然后集中处理最前面5%的案子，结果大幅减少纽约火灾，也减少消防人员伤亡。这个经验，北京不妨参考。（编辑：任琳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