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天，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负责人周晓芸都会到杨浦区延吉新村第四睦邻中心报到，居民们热情地和她打招呼。小周所在的社会组织要做的，是帮居民连线健康顾问，咨询医疗问题，推广手指操，传播医学常识。“他们来了以后，真是把服务做到家了，老好的。”阿姨爷叔们笑着夸奖。

　　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为“周晓芸们”等社会组织工作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舞台。市民政局、市社团局等部门日前发布的“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新版推荐目录，透露了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的新气象。记者注意到，新版推荐目录不仅推荐了180余家社会组织，还配套提供相关服务项目资料，推动供需对接，使得政府购买服务更加精准有效。

　　“社会组织正变得越来越有存在感。”自2014年市委一号课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提出以来，这也成为政府、社区、居民等方方面面的共鸣。“十九大闭幕后，我们对‘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更有信心了。”在政府支持和保障下，申城社会组织尽一己之力，推动上海社会治理持续创新。

　　精准服务有温度

　　“李妈妈，今天这么早啊，快进来，外面风大！”“徐爸爸，回去路上小心点，有事情随时打我电话！”这一幕幕出现在祝桥镇江镇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说话的正是浦东新区华玮社区服务中心负责人马正红。

　　日托中很多老人老伴已过世，子女因为工作不能常伴在侧，不少老人沉默少语。马正红主动和25名老人唠家常，一些老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需长期服药，她认真记录下每位老人的身体状况和服药情况。每月，中心还为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测量血压等贴心服务。碰到雨天，马正红和同事更是细心安排车辆，将老人们一个个安全送回家。

　　上海各级政府部门转变观念，逐步把类似的公共服务，交给华玮社区服务中心这样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深耕社区，精准服务更有空间。目前，上海社区普遍开展的居家养老、日托、助餐、助残等服务，也主要由社会组织承担。

　　城市治理的基本目标是激发社会活力，拓宽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渠道，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共治，就能最大限度激活基层的自身活力。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本市社会组织快速增长。2012年以来，全市社会组织增加近4000家，年均增长率为7.2%，本市每万名户籍人口拥有社会组织数达到9.8个，而全国平均数为5.1个。截至2017年8月底，全市经民政部门核准登记的社会组织已超过1.4万家。

　　专业力量解民忧

　　社区离老百姓最近，服务需求往往最旺盛。在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社区共治与自治中的一支专业力量。

　　小东门街道白渡居委“心悦夕阳队”成员发现，不少社区居民对心理咨询服务有需求，但普通志愿者想要提供专业服务力不从心。这一切，在社会组织到来之后有了改变。黄浦区小东门街道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委托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通过项目化形式作新尝试。服务中心经过多方联系，将德瑞姆心理咨询机构介绍给社区志愿者，共同为居民解忧。

　　在处理社区事务中，一些社会组织以第三方的形式介入，为身处困境的居民提供帮助和服务，解决不少“老大难”问题。

　　两年前，宝山区妇联以购买服务的形式，引入上海青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介入反家暴工作。一对夫妻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丈夫醉酒家暴，妻子报警。事后，区妇联与社会组织介入，社会组织利用专业的法律、心理咨询等资源，联动妇联、派出所、司法、团委等多个部门，关注受家暴女性。经过多次调解，这位丈夫认错，社工也积极与他妻子沟通，了解两人的真实感受和想法，帮助他们夫妻关系恢复。

　　本市社会组织结构不断优化，生活服务、公益慈善、文体活动和专业调处等四类社区社会组织，目前已占登记社会组织总数的30.7%。

　　机制完善持续用力

　　在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斌看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需要一套完善的机制才能持续用力。

　　“政社合作机制是上海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前提，而双轮驱动机制是两翼。”范斌说，“双轮驱动”，“一轮”是政府购买服务，“一轮”是社会组织扶持政策。上海不仅建立了专门的政府购买服务平台，同时从市、区、街镇三级匹配有相应额度的政府购买服务资金。浦东新区给予各街道、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工作经费补贴3万元—5万元。闵行、浦东、虹口等9个区先后设立了规模在1000万元至1500万元不等的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制定相应的资金管理办法，为助推社会组织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据统计，全市已建成社会组织服务中心239家，实现市、区、街镇三级全覆盖的服务网络支持体系。2016年末，全市社会组织总收入中来自于政府的资金达到113亿元。全市各级孵化基地入驻各类社会组织近400家，成功孵化社会组织近300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