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由于评标方法，尤其是定标规则的限制，使得采购实践中经常发生少数否定多数，甚至1人否定4人、1人否定6人现象的发生。因为按照《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18号）第五十二条规定，以及《财政部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第153号），“各投标人最终得分为去掉1个评委的最高分和1个评委的最低分，取其余评委得分的算术平均值”的评标方法是违背法律规定的，最终结果只能通过取所有评标专家平均分的方法来计算。

 

　　通常，大部分评标专家的打分都比较客观，供应商之间的分差不是很大。但在这种评分规则下，一旦出现评标专家在主观分打分项上将“意中人”全部取上限，而对其他投标人全部取下限的情况，由于不能通过去除最高/最低分来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难免导致结果失真。

 

　　而且，《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评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2〕69号）对“评分畸高、畸低”的认定也有着非常严格的程序，即需要经评审委员会一致认定才行。实践中，真正落实这种畸高畸低评分的认定方法有一定困难，因为评分“畸高、畸低”的专家不会认定自己的评分有问题，所以很难出现“一致认定”的情况，这也就是项目评审中经常出现少数否定多数现象的原因了。

 

　　第二，因为评审时间有限，在投标人多、项目复杂时，减少评标专家自由栽量权更能体现公平公正。以集成项目为例，由于项目的复杂性，导致投标文件内容繁多、篇幅长。笔者前段时间经办的一个集成项目，共有5家供应商递交投标文件，这5家供应商的投标文件摞起来，厚度超过一米。面对一份几十万字乃至数百万字的投标文件，评标专家要在有限时间里逐字逐句阅读并作出评价，工作量非常之大。另外，目前许多采购机构均已实现全程电子化招投标，因为不方便把几份标书摆在一起对比分析，使得审阅投标文件变得更加困难，而且阅读电子版更易使人疲劳。

 

　　第三，评标专家的责、权、利并不一致。评标专家掌握着供应商中标与否的“生杀大权”，却并不为此承担相应责任，质疑也罢，投诉也好，以及项目能否顺利实施，都与评审专家无关。更有供应商向笔者反映：某些专家主动与供应商联系，表示自己是某项目评标专家，暗示供应商有所表示。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评审中专家权力过大不无关系。虽然财政部在《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中规定，“……对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任”，但到底是什么样的个人责任？如何承担？在此均无相应规定及措施。所以，减少评标专家自由栽量权更能保证公平、公正评审原则的实现。

 

　　第四，无论何种评标方法，都无法完全杜绝人为因素，也就是评标专家的主观因素。在实际工作中，笔者及同事在一些重大项目的评标前，无一例外都会制定详细严格的指标体系和打分标准，但往往由于评标专家的自由栽量权过大及受定标规则的限制，难以保证每次项目都得到客观公正的评审结果。

 

　　另外，各地专家库的快速扩容，导致专家库中专家业务能力和素质良莠不齐。从这个角度讲，更应增加客观分，减少主观分。

 

　　第五，对评标专家缺少必要监督措施的现实状况，也要求设计评标方法时增加客观分、减少主观分。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虽然要求专家“遵纪守法，客观、公正、廉洁地履行职责”，但由于缺少必要的监督措施，目前专家评审陷入依靠专家自身的道德素养来约束的尴尬境地。而且现实中，也确实存在专家与供应商之间有某种联系的情况，而监督管理部门往往对此了解甚少。尤其是在某些专家数量较少的专业领域，某些供应商甚至把所有专家都纳入公关范围，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专家在某些项目评审中很“公正”，而在另一些项目中却表现出评审倾向性的原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设计评标方法时，应尽量增加客观分，减少主观分，同时对主观分的打分范围加以限制。当然，仅靠评标方法是不足以实现政府采购公平、公正目标的，更重要的是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制度层面加强保障。所以对于此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笔者也建议删除或修改第五十二条“评标过程中，不得去掉报价中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的规定，或者允许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票决规则作为定标原则。同时，建议将《征求意见稿》第五十九条“经评标委员会认定评分畸高、畸低的”的规定，修改为“经评标委员会多数认定评分畸高、畸低的”表述，加上“多数”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