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单位及代理机构是采购活动的组织实施者，但对投诉处理基本不承担责任，而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未参与采购活动，但因为处理投诉，往往成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或行政诉讼被告。

 

　　从立法目标来看，专门设置质疑和投诉制度，是为了保障供应商合法权益，然而由于采购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不一致，导致采购活动争议更加复杂、采购活动时间大幅延长等问题，影响了采购效率，与投诉制度的立法目的不符。针对这一问题，曾志权在议案中从完善政府采购质疑投诉、控告检举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对《政府采购法》相关条款进行修订的建议。

 

　　权责不对等 供应商滥投诉　监管部门投诉处理困扰大

 

　　在曾志权看来，采购人及代理机构、供应商等当事人与政府采购监管部门间权责不对等的问题，集中体现在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工作中。

 

　　一方面，由于质疑之后还有投诉，《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对质疑的处理缺乏明确规定，采购人及其代理机构对供应商质疑的回复往往简单随意、敷衍了事，不及时改进，出现很多供应商对质疑答复不满提起投诉。质疑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延长了处理的过程，影响了采购效率。

 

　　另一方面，供应商滥用投诉权现象较普遍。尽管《条例》对供应商的投诉作出相应的规范，但政府采购涉及各行各业，供应商投诉理由往往“信手拈来”，投诉成本低，导致投诉案件逐年增加。2015年，广东省财政厅共收到供应商投诉15件，较2014年的10件增幅较大，但受理后撤回7件投诉，驳回6件投诉，转有关部门处理的1件，有效投诉微乎其微。

 

　　同时，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处理投诉面临的困扰越来越大：一是供应商投诉查处难度大，二是投诉处理缺乏必要的调查处理手段，三是因供应商投诉引起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越来越多。政府采购监管部门不得不投入更多的人员力量应对处理，影响了正常监管工作的开展，也偏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

 

　　以广东为例，2015年全省财政系统共办理41件行政复议案件，其中政府采购类案件36件，占到近90%；行政相对人对广东财政部门共提起行政诉讼32件，政府采购类案件22件，占全部诉讼案件的近70%。财政部门依法承担的监管职能包括财政资金覆盖范围及政府采购、会计、资产评估等诸多领域，政府采购工作并不是任务最重的，但复议诉讼案件比例这么高，与《政府采购法》设置的投诉处理制度密切相关。

 

　　完善投诉处理机制　探寻民事救济途径

 

　　针对以上问题，该议案从两方面提出建议。一方面，完善政府采购投诉处理机制。明确采购行为人和监管部门的权责，丰富投诉处理的方式和手段，细化投诉处理程序，强化采购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及采购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责任等。切实做好投诉处理与控告检举之间的衔接，以及财政部门和负有监督职能的有关部门间的权责划分，保证行政机关正确行使监管执法职权。

 

　　另一方面，完善政府采购纠纷的民事法律救济机制。采购人及其采购代理人之间以及他们与供应商之间，本质上是民事法律关系，其争议纠纷应按民事经济法律规定首先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未解决的，应循民事诉讼途径解决。而通过行政处理或行政诉讼则在一定程度上会偏离当事人诉求。因此，应突出政府采购的民事属性，强化采购双方平等主体地位，引导政府采购当事人依法通过民事法律渠道解决争议纠纷，更好地保障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一方面围绕实现政府采购相关各方权责对等，促进政府采购制度机制更加有序有效运行，曾志权在提交的议案中建议，修改现行《政府采购法》有关条款。

 

　　一是将政府采购供应商质疑和投诉处理合并，由当事人双方在采购活动中解决争议纠纷。建议将《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五条“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采购人、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修改为“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采购人、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要求采购人限期核实答复”，采购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拒不答复又不协商解决的，供应商可控告检举。

 

　　二是完善控告检举制度。建议政府采购监管部门不再专门处理供应商投诉，将现行投诉的有关制度设计与《政府采购法》中的控告检举制度合并，供应商或其他组织和个人发现采购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统一按《政府采购法》第七十条规定进行控告检举，同时补充增加有关控告检举的适用范围、受理条件和实施程序的具体条款，界定职责边界范围。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议参考国外做法，以及国内对银行、保险等行业的监管方式，设立专门的政府采购监管机构，依法赋予其监管职责和履行职责的措施。

 

　　三是细化采购人、供应商的法律责任。建议增加对采购人及其采购代理机构不按规定答复质疑、不配合主管部门调查处理政府采购违法行为，以及供应商随意或恶意质疑等方面的法律责任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