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聊的是“崇明县政府采购诉讼案”。本周，我们来说说这一诉讼案背后更深层次的四个问题。

 

　　一是，崇明县采购中心为何会将明显存在歧视性的条款写入采购文件？二是，辉慈公司曾提出“产品为欧美一线品牌”，与技术规格要求冲突，并建议修改，崇明县采购中心、采购人为何未予采纳？三是，竞争性谈判小组在评审时应发现采购文件存在歧视性条款，为何没有提出？四是，辉慈公司先后经历质疑投诉，两次向法院提起诉讼，付出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预成交后被判无效标，且无直接过错，是否应得到适当的经济补偿？

 

　　有关专家认为，本案中采购人、代理机构在确定采购需求、编制采购文件时，存在显而易见的歧视性条款，对废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竞争性谈判小组对政府采购相关政策法规、业务知识不熟悉，不能胜任评审工作，也应承担相应责任。也就是说，但凡某个环节堵住漏洞，该项目都不会导致行政诉讼。

 

　　《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明确了政府采购行为的法律责任，采购人、代理机构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性待遇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明确，《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罚款，数额为10万元以下。应该说，诉讼案发生时，依据《政府采购法》，监管部门除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外，也可以对采购人、代理机构作出警告或罚款处理。但遗憾的是，财政部门在处理投诉时并未明确采购人、代理机构的责任；在诉讼环节，法院也未对采购人、代理机构追究责任。

 

　　供应商是政府采购活动的重要当事人，可以对采购活动中不合理的、损害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质疑投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然而现实中，政府采购为供应商设置的救济机制并未完全实现，监管部门在处理投诉时，较少对违规采购人、代理机构进行处罚；供应商由于种种原因，也不太敢提出这方面的诉讼请求。自然，在行政诉讼阶段，法院也较少对违规机构及个人进行判罚。

 

　　这让人想起著名的“破窗理论”：房子的一个窗户被人打破了，破窗者得不到严惩，会引发更多的“破窗”行为。希望政府采购监管部门严格执法、依法处罚，敢于对“破窗”行为动真格，为政府采购营造健康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