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欢明，同济大学管理学博士，讲师，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系副主任，曾在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公共管理系访学，合作导师为Koppenjan & Klijn。

　　继上篇《PPP模式的边界到底在何处？基于公共管理的文献综述》之后，本文继续以公共管理文献上的PPP研究为基础（接近200篇发表在公共管理国际期刊上的英文文献），探讨PPP该如何评价绩效和提高绩效。这也是当下学界和实践部门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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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P应用的初心

　　PPP起源于1992年英国保守党政府发起的PFI，在经过5年不温不火之后，1997年工党上台，将PFI更名为PPP，并努力使之成为两党共同认可的政策。随后在世界各地广为使用。原因在于PPP可以在不增加政府财政负担的情况下提供更多、更好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或以低成本、低风险的方式为城市再造、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最终目标是实现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服务接受者三方共赢的局面。那么，PPP的初心是否实现了呢？从国际公共管理文献来看，绩效结果是多元的，即有些PPP实现了预期目标，有些PPP没有达到目的。这就引发了我们思考，现在国际上的研究是如何来评价PPP的，评价是否合理，如何更好地评价PPP。

　　PPP绩效（PPP performance）有侠义和广义之分，侠义的PPP绩效是评价合同或协议上的目标是否实现，更多的是考虑投资回报率的问题。而我们知道，PPP的应用领域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还包括城市再造、地区经济发展等领域（Hodge & Greve, 2007），如果是基础设施PPP项目，则侠义的绩效可以理解为项目绩效（project performance），考察的是工程质量、工程成本、效率、工程纠纷等指标；如果是经济发展项目，则侠义的绩效可以理解为带来的税收增长、解决的就业率等问题。

　　而广义的PPP绩效，认为PPP的评价目标不仅仅考虑的是项目投资回报问题，还有项目带来的近期和长期的影响问题。物有所值VfM就是属于这类广义的绩效评价，从国内外来看，虽然VfM是评价PPP是否立项的主流方法，如伦敦地铁PPP继续推进的两大原因，一是PPP能够确保安全，二是通过VfM评估（Shaoul，2002）。但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对PPP运行后的绩效评价，VfM设定的评价指标也是必不可少需要评估的，如PPP的创新性、服务质量、成本、风险分配合理程度等等。此外，Klijn et al.(2010)对PPP对绩效的评估也属于广义的概念，不仅包括结果类指标（outcome），如创新性、效率、成本、效益等，也包括过程类指标（process），如互动频率、冲突解决程度等。

　　但上述评价都是单维度和线性考虑的，如从PPP的实施生命周期来考虑评估，包括实施中的评价与实施后的结果评价。但PPP涉及到多方行动者，且不同行动者的利益诉求有差异，因而现有PPP绩效评价也需要关注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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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确保PPP实现绩效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确保PPP实现绩效？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同国家的制度背景、不同项目的特征，和不同的操作实施方法都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结局，这也是为什么从国内外实践来看PPP绩效评估结果多样化的原因。但现有的一些国际文献的研究结果，可以为国内的实践提供一些启示。

　　荷兰的一群公共管理学者，通过对荷兰的PPP项目进行研究，聚焦于是PPP的组织形式重要还是PPP的管理策略更加重要？前者关注的是PPP的合作各方是紧密的联系还是松散的联系，选择何种合同类型更佳等问题；后者关注的是PPP运行中管理方法、手段等问题。Steijn et al. (2011)研究显示，相比于组织形式，管理策略更加重要；而他们课题组的其他成员采用相同的案例和数据，但是不同的方法，却显示为了实现PPP绩效的提升，需要考虑组织形式与管理策略的组合，即二者都重要（Kort et al., forthcoming）。这些研究显示的是组织形式和管理策略之间，可能不是“either/or”的关系，应该是“and”关系。从其他的研究结论来看，提高PPP绩效的手段或方法既包括组织形式，也包括了管理策略，如Murphy (2008)提到的合同管理和有效地执行。

　　综合大量文献研究结果，关于如何提高PPP绩效的方法或途径，可以总结在下表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