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显示，目前社会组织普遍认为本领域内缺乏，只有政府作为主要的监管主体，至于社会公众、行业组织、服务对象对社会组织的监督则最为缺乏。

　　在应然面和实际情况的比较中，受访的社会组织当中，认为公众应该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管的占了72.3%；但认为实际上公众有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管的，仅占29.3%。

　　此外，来自于公益行业（同行组织）和服务对象的监督也较为缺乏。在调查中，认为公益行业（同行组织）和服务对象对其进行了监管的社会组织，只有20.2%。

　　“公众监督很重要，但声音很散，真假虚实都有，能纳入监督体系的还比较少”。贾西津告诉财新记者，目前，在公众声音出现后，往往会变成独立的媒体事件，进而引起广泛关注、使公众对组织的公信力产生质疑。但在媒体热点过后，仍有一系列问题有待处理，包括：对于不端的社会组织究竟有没有举报渠道？是否存在受理举报，并评估、衡量社会组织作为的机构？如果传出的是不实的指责，社会组织又应如何维护自己？

　　“需要有机制让公众的监督运作起来”，贾西津认为，公众监督需要和“法律监督体系细化”及“行业自律的发展”衔接起来，“目前还是起始的过程”。

　　与公众监督短缺相比，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监管，则存在手段繁复和流于形式化等问题。

　　《报告》指出，政府对社会组织日常监管的主要形式—年检制度，存在形式化、工作量大、标准不清等问题。《报告》称，“一般来说，如果登记管理部门在组织提交的年检报告中发现问题，会进行实质的审查；但如果组织的年检报告做得非常完善却不符合实际“登记管理部门也很难看出问题。”

　　对此，地方上亦有创新试点。该调研发现，2015 年开始实施的《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办法》，就已在实际上，将年检制度变更为年度报告制度。监督监管的主体则已由单一的民政部门，扩充为为民政部门、组织成员、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但由于该办法尚未实际执行过，政策效果如何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