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由于教育结构不合理而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结构问题，也是我们直面“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须考虑的不利因素。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经验来看，以色列和日本都是整个亚洲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国家。以色列颇有针对性、优质的高等教育为其科技进步奠定了良好的劳动力基础，且是全球工业国家里平均学历程度排位第三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和荷兰。

　　而日本除了教育的普及和具有较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以外，还特别重视社会教育的作用。其企业制度也特别重视人才培育，一直不断促进并保持着高水平的科技研发能力。

　　总体而言，我国目前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劳动力与经济发展所需人力资本的现实需求，还存在着较明显的错配，被动摩擦已经影响了就业水平和消费水平，处理不当就会严重制约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

　　（五）文化与“软实力”不足的影响

　　我国的深厚文化积淀如何转为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因素，一直是困扰中国人的难题。实际生活中，不少文化的消极因素，至今无形中制约着我国的创新力。人们往往不敢为天下先，不善于思辨和冒险创造，“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不敢、不能发表真知灼见。这些文化与传统意识特征，形成“软实力”的不足、感召力的欠缺，实际上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在全球信息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变化中的发展。

　　将文化积淀与意识、信仰转变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因子，而非制约因子，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政策才可能得到有效落实和发挥作用，“综合国力”中“硬实力”的上升才可能与“软实力”的打造相伴而行。这更是一种深刻的、综合性的挑战。

　　（六）制度变革探索的成败

　　制度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早已告诉我们，“制度”因素在微观经济中不可或缺，而实际上，在经济发展的宏观视角下，制度供给更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以18世纪的英国为例，于1776年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在其19岁那年离乡，从苏格兰的格里诺克到伦敦寻求仪器制造匠的培训，两年后进入格拉斯哥大学，成为一名“数学仪器制造师”，最终成就了蒸汽机的发明，引发了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到来。这类案例表明，技术的发明和创造总体上绝非一个个“黑天鹅”事件，而是与专业化基础和经济组织下的制度结构密切相关。换言之，以英国经济当时的专业化水平，以及经济组织所构造形成的经济制度运行结构和要素流动机制，引领世界技术潮流是迟早的必然事件。

　　制度是造就人才、推动新技术产生的核心要素，可以说是创新的最主要动力机制。在经济赶超阶段，制度更是经济运行有效与否的关键。从日本的“昭和遣唐使”政策到西方世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实际上都体现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为例，除了技术模仿之外，日本还特别注重法治化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安排，进而以成本管理、经营计划调查、职务分析等制度的学习，不断提升企业管理和经济运行的现代化程度，从而有效降低运行成本，推动、激励技术模仿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大大提升了生产能力，成为经济发展的长足动力。

　　“十三五”时期正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克难时期。立足于“十三五”，放眼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在关系到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键阶段，能否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克服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和障碍，把“硬骨头”啃下来，在制度变革的探索中解放生产力，进入新常态，打造“升级版”的成功，直接决定着我国经济社会是否能够相对顺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经济体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