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钳制

　　相较而言，先行发达者一般具有更易得、更开阔的发展空间。以19世纪的英国为例，在开创性地实现机械化大生产之后，英国作为当时最大的工业制品供给国和原棉进口国，一方面能够享受全球各地源源不断供给而来的优质原材料，另一方面能够享受向全球各地源源不断地出口工业制成品的比较优势，取而代之的美国也是如此。

　　占尽先机的先行发达者往往也是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主导者，他们更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经济。而对于后发追赶者来说，经济发展的环境往往更为险峻，先进经济体和“霸主”在贸易摩擦中的打压，以及需要按照先行发达者制定的“游戏规则”来发展，使后发赶超者的发展势必于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中承受先行者的压力和排挤。

　　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尽管在绝对数量上无法与美国相较，但在排序上已然跃至“世界第二”位置。作为一个正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世界第二”，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钳制已今非昔比，种种磨擦、制约因素接踵而至。随着国际竞争进入新阶段，除老大压制外，老三以下者有更多的怨怼因素和麻烦制造行为，原来的“穷兄弟”们也容易离心离德。这一阶段的特定情境处理不好，极易在多面夹击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能源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制约

　　经济学所强调的资源稀缺与生态环境的制约，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更具有特殊意味。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的日本为例，在经济赶超的过程中出现引以为豪的重化工业转向加工组装型产业的情况，主要原因就是不得不面对“石油危机”所带来的严重资源制约。

　　作为国土面积世界第三、人口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超级大国，中国经济发展布局沿“胡焕庸线”这一中部主轴，呈现突出的空间发展不均衡。其所形成的能源消耗、环境压力，对我国在“十三五”及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中引发的负面因素决不容忽视。

　　若不能由“压缩型—密集式”外延及粗放发展模式较快进入集约式增长的“升级版”，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约势必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桎梏。

　　若积极转变发展模式，则势必要经历十分艰难痛苦的转型期，并且要以技术超越和制度变革的成功为基础。一方面在资本投入边际效益递减的同时，通过技术、制度供给的有效提高，保障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对冲下行因素、缓解制约，在较长时期内实现经济较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通过制度变革激发管理创新的同时，降低劳动力之外的经济运行成本，提高经济综合效率，从而更优地实现资本积累而保障长期发展。

　　在基本的发展战略思路上，我们不得不更加侧重较复杂的供给管理，以“非常之策”求破“非常之局”。只有处理得当，我国经济才有望实现长足进步和发展，一旦处理不好而“碰壁”，就极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四）人口基数与结构的挑战

　　除了资源环境这一基本国情之外，我国在“十三五”及中长期所必须面对的另外一个很现实的基本国情，就是人口众多和老龄化已形成“未富先老”之势。人口方面，总结来看大体有如下几点突出问题。

　　首先，我国人口总量世界第一，以人均指标为标准划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准来看，我国步入高收入阶段或许是“路漫漫而修远”。按照世界银行2013年发布的数据，中国人均GDP仅为6807美元，距离全球人均GDP平均水平10613美元相差3806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人均GDP水平12616美元相差5809美元，距离美国人均GDP水平53042美元相差46235美元。人均指标如迟迟不能达到高收入标准，我国经济就会停留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即落于陷阱之内。

　　其次，我国人口结构已呈现明显的老龄化。有学者测算，人口老龄化对于中国整个养老体系形成公共支出压力的高峰，约出现于2030-2033年间，从现在算起，已不到20年。在高峰期出现以后，这种压力的缓慢下降还要有几十年的过程。要看到在这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之内，我国养老体系从硬件到服务所有的投入必然产生一系列的压力性要求，势必会对经济发展带来很大负担与拖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