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衍行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银行业协会原副秘书长
 

　　相对于国有投资、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可选择的领域仍然较窄

　　近期，民间投资增速回落引发社会广泛的关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前4个月，民间投资同比增长5.2%，不及投资整体增速的一半，与2015年同期12.7%增速相比，呈现下滑趋势；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2.1%，比2015年同期下降3.2个百分点。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民间投资增速过快滑坡必将影响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中国的经济发展理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更加强调投资的质量，而非数量。民间投资增速回落现象本来无可厚非，但是，相比民间投资，其他的投资方式效率更低。若这些低效率的投资方式一味单边增长，必然会引致投资风险的负面叠加，也会对民间投资形成“挤出效应”。

　　投资要“造血还债”而非仅靠“输血”

　　投资的灵魂是稳健。所谓稳健，是指投资主体能够利用自身的投资收益、自有资金、资本金化解投资风险。投资主体本身具有“造血还债”的机能，而不是仅仅指望扩大投资增量稀释短期风险，不是简单地依靠“输血”苟延残喘。投资是为了取得收益，但收益未必由社会全员共享。更重要的是，投资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由于大量粗放投资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甚至负面的叠加性，若得不到有效缓释或化解，大量积聚的风险会引致经济紊乱，最终的投资风险必然由社会全员来承担。解决投资的债务或风险问题，拖延时间仅仅是权宜之计，蒙混过关更是不可能的。

　　低效投资不但造成资金、资源的浪费，也降低了投资增量的边际效用。个别地区的固定资产存量利用率不足50%，资产大量闲置。人们对这些“僵尸”固定资产束手无策，甚至坐以待毙。现在，中国部分行业总体产能过剩，若仍一味强调扩大投资规模来维持增速，由于边际效应递减，作用必然有限。

　　显而易见，固定资产投资的主战场要转移至盘活固定资产存量上来。盘活的任务相当繁重，不可能一蹴而就，但盘活的方向必须明确。盘活固定资产存量的质量、水平及数量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制定宏观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强调投资增量的同时，不应忽视盘活存量。

　　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在稳增长、促创新、增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非公有制经济积累了大量的自有资金，中国全社会的资金已经十分富足。

　　提高民间投资尚需解决三大外因

　　随着投资环境的变化，民间投资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民间投资的核心仍在于对风险的计量与把控。过去几年，民间投资有成功的经验，更有失败的教训。民间投资有着独特的独立承担风险及损失的属性，不规范的民间投资风险更大，更有投资者在高利润诱惑下，盲目投资，出现了一些影响范围较广的风险。一些民企无论在资金实力、核心技术、国际化进程还是人才团队、文化建设上，均有了长足进步。在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上，一些民企发挥了标杆性引领作用，展示了投资的理性与成熟，这些内因是民企投资发展的基础。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可以助力提高民间投资的质量与水平，民间投资尚需解决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地方政府、国企的“去保护”。要打破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国企债务的隐性背书。地方政府、国企凭借内生机制主动承担债务风险，有利于用市场化手段化解风险，约束低效投资，发现投资价值，让民企与其共同享有平等的发展空间。在融资的准入条件及利率上，地方政府、国企具有天然的绝对优势。

　　二是民企借贷中的“去失信”。通过全面依法治国，建立社会诚信体系，保护依法合规民企的正当权益，扭转诚信企业吃亏、失信企业受益的“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风气，把逃废债务的苗头消除在萌芽状态，对失信民企的惩罚就是对诚信民企的最大保护。

　　三是政府管理的“去低效”。要高度关心民企投资问题，着力解决事关民企投资利益的突出问题，真心诚意为民企办实事，竭尽全力为民企解难事，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针对民企强烈的呼声和愿望，有的放矢地找准切入点，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确保见到实效。主要包括：放宽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条件，降低民间投资准入成本；加强和改善政府管理服务，解决不作为、乱作为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消除投资上的所有制壁垒、限制或歧视。

　　民间投资可选择的领域有待拓宽

　　中国许多领域已对外资开放，但对国内民间资本的介入仍有严格的限制。相对于国有投资、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可选择的领域仍然较窄。支持民间投资，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解决：

　　第一，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市场准入的政策限制，破除对民间投资的不合理限制。

　　第二，提高信息服务水平，确保投资信息披露的深度、广度、质量和水平，使投资的收益和风险的计量更具确定性。

　　第三，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维护政策的连贯性和确定性。个别地区在吸引投资上非常主动，但是一旦资金投进来问题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第四，加大对民间投资的金融支持，降低诚信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失信企业的违约成本。

　　第五，加快国企中“僵尸企业”的市场化退出力度，减少政府财政兜底，避免举棋不定、拖泥带水，通过盘活存量发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