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年初以来，中央一直在力推PPP模式。大岳咨询总经理金永祥对此表示，信号已经很明确了，以后新的基础设施建设里能够用社会资本的，政府肯定不会自己投。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减少财政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为社会资本提供了投资机会。

　　不过，《华夏时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与会环保企业家们则多数都对PPP心存顾虑。桑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文一波表示，PPP要有投资安全保障措施，否则把社会资本套进去，很多人可能会血本无归。现在PPP在地方已经出现走形的趋势，有的地方政府希望把它变成一种新的融资工具。

　　政府信用谁来管？

　　金永祥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个PPP案例——北京第十供水厂，这是中国第二个水务类PPP项目，也是北京市首个利用外资建设市政设施的试点项目。该项目早在1998年就已立项，却一直到2012年年底才动土。究其原因，还是社会资本进入不顺畅。

　　而在文一波看来，北京第十供水厂就是一个PPP的“反面教材”。他说，在实践中，有一些城市的污水处理厂，政府收了排污费却不履约，几年都不向治污企业支付一分钱费用，社会资本成了“冤大头”。虽然理论上市长是法人，社会资本可以向其主张权利，但实践中刚性并不强。

　　目前，PPP已经出现过热的倾向。济邦咨询董事总经理张燎表示，他前段时间接到一个咨询项目，政府没有项目建议书，也没有污水处理厂的详细建设方案，却急于推出项目，一个多月就要把投资人选定。这样的准备条件，项目质量如何就可想而知了。而这种情况其实并不罕见，说明政府在推进PPP之前还没有认识到位，太过仓促，或者急于解决融资问题。

　　瀚蓝环境(12.580, -0.44, -3.38%)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金铎也告诉本报记者，地方政府推广PPP，很大一个动机就是融资，PPP本来也确实具有这一功能。但如果地方政府把这作为终极目标，企业与之就“不太好合作了”。

　　作为外企，孙明华表示他们现在正在洽谈的一个合作项目就遇到如下困难：社会资本进入后，只是资本介入，不是大股东，不参与企业的日常管理，在董事会中没有重要席位，也没有否决权，这样一来让她无法知道“企业最后会走向哪里”。

　　怎样打消社会资本的顾虑？文一波表示，首先要保证投资的安全性。将来，回款的支付保障、财政预算列支管理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什么样的体系、财政的支付方式如何调整等，都需要有配套措施。

　　金铎也表示，首先要划分清楚双方的权利义务边界，不要有太多的模糊地带；其次双方都要有契约精神，各自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

　　金永祥建议，在现有体制下，下级政府的信用情况应该由上级政府来监管，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招标阶段，要保证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二是在地方政府违约时，上级政府应该对下级政府进行监督。

　　据他透露，关于这些建议，他们其实也和中央有关部门讨论过，甚至还建言由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中心来为地方政府提供担保，但并未形成定论。不过，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

　　定价机制死结

　　此外，国内的PPP还有个死结——定价问题。

　　孙明华表示，他们在重庆投资的重庆中法供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中法”)已经运行11年，其间只涨过一次水价。而按照合同约定，其实企业每年都有权利提出水价增长。他们之所以不向政府提出涨水价，是因为知道“提了也不会涨”，重庆中法的水价与重庆水务(6.970, -0.23, -3.19%)集团一致，对方不提价，重庆中法也涨不了。

　　天津创业环保(7.800, -0.28, -3.47%)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文波也表示，做特许经营需要把价格锁定，之前他们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企业进行技术改造降低成本，但越是改造，在核定价格的时候政府越是给“减钱”。所以，合同如何制定、涵盖哪些价格非常关键。

　　张燎认为，在服务费价水平不到位的时候，政府应该承担起补贴的责任。在他们与财政部共同制作的PPP操作指引中，也提到了三种付费模式是PPP的收费来源，即：政府付费、用户付费和“用户付费+政府补贴”。

　　但事实上，地方政府的支付意愿并不高。金铎表示，很多地方政府现在的财政状况都很紧张，如果上级环保考核比较严格，他们为排污达标付费的意愿就会强一些。但如果这种考核不严，财政就会重新考虑资金的安排顺序。

　　清华大学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研究院教授王守清也向本报记者表示，在法制不健全、政府不守信的大环境下，敢于长期投入重金的只有国企。但如果只是国企动，民企不动，这样的PPP实际还是没有多少意义，仍然是在体制内转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