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正处在进行时的促进民间投资专项督查传出不少声音，有企业家颇有感触地说：“现在很多PPP项目(即公私合作模式，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融资模式)就是为国有企业‘量身定做’的，很少有民企参与的份儿，有的地方直接告知‘优先考虑国企’。”

　　民间资本的感慨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无中生有。数据显示，1月至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由去年底的10%略升至10.5%，其中，政府投资由去年底的9.5%增至20.6%，民间投资却由10.1%降至5.2%。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显然从PPP项目的执行中也可窥见一二。至少在地方政府层面，还没有真正形成对民间投资和民间资本的重视，没有把民间资本放在与国有资本同等地位。

　　尽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央出台了很多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甚至将任务分解到了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效果并不明显。民间资本不仅没有积极参与到稳增长中来，反而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给稳增长增加了阻力。如地下金融、各种炒作、非法集资等。而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责任不全在民间资本，还有发展环境。

　　民间资本的生命力虽然极强，但同时也很脆弱。强，是因为在任何环境下，民间资本都能找到发挥作用的空间，都能找到投资的平台。八十年代的发展环境那么恶劣，以温州民资为首的民间资本，还是能够杀出一条血路，并最终取得成功。可见，民间资本的生命力有多强。反之，在政府和国有资本面前，民间资本的生命力又显得那样的脆弱，甚至不堪一击。很多领域、很多方面，民间资本都只能扮演配角，有的甚至连配角也扮演不上。

　　PPP项目是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社会资本当然包括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但从国外经验来看，PPP项目之所以得到重视，最根本的还是与私人资本、亦即民间资本的合作，把没有出路的民间资本作用发挥出来。在推出PPP项目时，也应当首先考虑民间资本，先鼓励民间资本的参与，而不是国有资本。如果国有资本参与过多，就整个国家来说，等于还是政府投资，最终的风险都必须由政府来买单。相反，民间资本就不一样了，利润和风险是同在的，享受多高的利润，就要承担多大的风险。而政府只要对民间资本在投资过程中的行为予以监管就好。

　　从民营企业反映的情况以及地方政府的实际操作来看，在PPP项目的实施方面，确实存在比较严重的“重国资轻民资”现象。一方面，同样的回报率，国有资本能够做得，民间资本却做不了，原因就在于国有资本不仅获得的融资成本低，而且不需要过多考虑盈利问题，自然在与民间资本的竞争中，就处于优势地位了；另一方面，政府为了回避道德风险、政治风险、舆论风险，也更倾向于与国有资本合作，对与民间资本合作的热情不是很高。加上现在政府能够拿出的项目，大多都回报率不高、资金投入量巨大、回收周期很长，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也确实非常有限。

　　一边是大量资金没有出路，以至于不惜通过违反职业道德、违反市场规律、扰乱市场秩序地进行投资和投机，一边却是政府推出了大批项目，却找不到合作的对象，最终只能依靠国有资本“自吃自”，违反了PPP项目的本意。如此一来，民间资本的作用也就大大受限。

　　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没有民间资本参与的发展，是很难有真正的生命力的，是难具抗风险能力的。近年来经济连续处于下行状态，与民间资本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有很大关系。民间投资者都在等待观望或转移资本、转移投资视线，从而使实体经济空心化、空虚化、空壳化。其所带来的影响，就是经济的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差，自我造血功能越来越差。所以，在PPP问题上，地方政府决不能再“伤”民间资本的心了。给民间资本一个信心、一份放心，不仅对经济发展有好处，对政府提高威信和凝聚力也有好处。PPP项目的参与者，应当主要是民间资本，而不是国有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