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务PPP模式并非简单的合资模式，更像一桩婚姻，如果不做到多赢的结果，势必将给PPP模式带来巨大风险，双方信用、规范操作、严格论证以及公平地位等都是这场婚姻中需要考量的核心要素。

　　5月27日，云南水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云南水务”）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首日收盘价7.25港元，募集金额15.1亿港元。按照云南水务第二大股东北京碧水源公司的表述，这是中国混合所有制和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下的第一家上市公司。

　　云南水务成立于2011 年，成立之初即采用PPP模式，由碧水源出资49%，云南水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股权等非货币出资占比51%。经过一系列增资、股权转让后，云南水务注册资本由6亿元增至7.88亿元，碧水源所持股权稀释至33.23%。发展至今，云南水务在云南省的供排水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并将业务拓展至新疆、山东、江苏及贵州等省区，在全国拥有92个水务项目。

　　碧水源将云南水务项目的模式称为“云水模式”，即民营水务公司与地方国有水务公司成立合资公司，以开拓某一区域内的水务市场。其中，民营水务公司提供技术、产品和资金，地方国有水务公司主要提供当地的市场机会，这一模式有利于民营公司打破地方的基础设施垄断格局。

　　除碧水源公司外，万邦达等业内其他公司也在践行水务PPP项目模式的创新，并积极跑马圈地。新一轮水务PPP热潮已至，就如何抓住机遇，多位被访者认为，需要吸取此前数十年的经验教训，双方信用、规范操作、严格论证以及公平地位等都是水务PPP成功的关键要素。

　　PPP模式并非简单的合资模式，更像一桩婚姻，如果不做到多赢的结果，势必将给PPP模式带来巨大风险。碧水源董事长文剑平认为，在此轮PPP的大潮中，应更加明确社会资本的民营属性、双方股权比例和PPP项目类型等。

　　“云水模式”探水务PPP新路

　　“云水模式”的意义不仅限于打破地方垄断，事实上，通过一系列的激励机制，碧水源实现了公司增值、扩大资金来源以及个人财富的增值。

　　据悉，碧水源在开拓地方市场时，大多以成立子公司的形式与当地国有企业建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中既有碧水源的股份，其管理人员又以自然人身份持股，待合资公司上市时，不仅实现了碧水源的“连续上市”，还实现了个人的财富增值，这一模式为碧水源公司及其管理人员提供了持续前进的动力。

　　以云南水务上市为例，截至2015年3月31日，碧水源十大股东中有六位自然人股东，分别为文剑平、刘振国、何愿平、陈亦力、梁辉、周念云；在云南水务的股东中，也特意设立了30名管理层股东，持有股份数3185万，占已发行股本3.69%，以上市当日募集15.1亿港元计算，30名管理层股东持有的股份价值约5600万元。

　　碧水源在云南水务上市中实现投资增值11亿元，其2011年投资云南水务6亿元，现市值达到17亿元。而对于民营水务公司碧水源来说，除收获投资收益，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从输出产品到输出管理再到输出资本的转换，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了资本流通的闭环。

　　近年来，碧水源正在全国范围内跑马圈地，迅速复制“云水模式”。“截至目前，碧水源已陆续在国内建立了20多家类似云南水务的PPP合资企业。合作建设的污水资源化工程规模已累计超过1000万吨/日。”碧水源公司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碧水源提供给21世纪经济报道的材料显示，2013年10月，碧水源以增发方式入股武汉控股，成为其第二大股东，共同拓展武汉地区乃至华中地区的污水处理市场；2014年7月，碧水源与武汉控股又组建了合资公司，合作一年来武汉控股市值提升了一倍以上。

　　2015年5月15日，碧水源与温州市签订合作意向协议，拟未来3-5年投资500亿元助推温州“五水共治”。

　　根据协议，碧水源将对温州市“五水共治”环境治理项目进行投资建设，在污水处理高标准排放、农村供水和污水处理、城区集中式自来水深度处理、家用净水器开发与推广、河道整治及水环境质量改善、雨水收集与再利用、污泥集中处置与资源化、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等方面。同时，碧水源计划未来2年内在温州投资建立膜生产基地和技术研发机构，进而逐步辐射到整个浙江及周边省市，强化其在长三角区域的市场份额。

　　政策加码助推新一轮水务PPP热潮

　　自2014年以来，国家密集出台政策推广PPP模式，力度空前。

　　2015年4月14日，财政部发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旨在规范PPP项目财政支出管理，防控财政风险，有利于保障优质PPP项目的财政支付；2015年4月21日，六部委发布《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为PPP模式提供了统一的制度规范；2015年4月27日，财政部和环保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水污染防治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实施意见》，对水污染防治领域的PPP项目操作流程作出明确规范。

　　多家券商预测，此轮PPP将掀起水务投资的盛宴。

　　由于中国多年的经济增长及城镇化速度加快，公共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建设，尤其是水务行业已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据安永测算，截至2013年底，中国污水处理量为445亿吨，供水量641亿吨，到2018年，这两个数字将攀升至674亿吨和724亿吨，复合年增长率分别为8.7%和2.4%，仅凭地方政府的投资不足以满足水务建设的巨大需求。

　　水务PPP有望实现爆发的另一原因来自环境改善需求，2015年1月和4月，《新环保法》和“水十条”分别正式实施。

　　而数十年的经验也为水务PPP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据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靳林明向21世纪经济报道介绍，“中国的PPP始于上世纪90年代，以水务、发电厂、公路为主，发展至2004年，随着建设部颁发文件，中国的PPP进入一轮高潮，直至2008年4万亿投资，进入萎缩期。”

　　在此期间，水务PPP项目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其中不乏成功案例，如上海竹园污水一厂、重庆水务、长沙水务、深圳水务等项目。

　　虽然靳林明并不像券商研究机构那样看好此轮PPP，但他也承认，以水务为代表的环保项目会受益更多，“各地政府会借着这股东风，释放出不少项目。”

　　与历史上的前两次PPP热潮相比，多位资深人士也更加看好此轮PPP的前景，广州市天则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旭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虽然此轮PPP主要从财政压力角度考虑多一点，但其是在吸收此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推出的，更加规范、谨慎和细化。”

　　水务PPP成功的关键因素

　　碧水源“云水模式”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在实施水务PPP的过程中，碧水源同样存在失败教训。

　　“尽管碧水源是我国开展PPP模式最早的公司之一，目前已拥有二十多家PPP模式合资公司，但PPP模式并非简单的合资模式，更像一桩婚姻，如果不做到多赢的结果，势必将给PPP模式带来巨大风险，碧水源在过去的合作中有过类似教训。”碧水源在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表示。

　　在总结水务PPP的失败原因时，“商业利益、信任程度、行事方式等是关系成败的深层次原因。”靳林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很多表面上的原因都缘于这几个深层次问题。

　　在实际操作层面，“不规范、不谨慎、不公平、不经严格论证就匆匆上马的项目存在极大的隐患。”赵旭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北京赛诺水务公司副总裁张松建给21世纪经济报道举例，“天津曹妃甸海水淡化项目由北控水务、挪威阿科凌、管委会三家合作建设，水源来自海水和陡河水库。但曹妃甸工业区的规模没有达到预期，只是用陡河水库的水就已足够，致使海水淡化BOT项目，至今闲置。”而政府的信用和支付能力或许是PPP项目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赵旭坦言：“对此，民营资本没有更好办法预防。”

　　“在实际履约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因政治原因拒绝价格调整到位，以及政府财力不足，购买责任无法保障的现象。”赵旭说。

　　成功的水务PPP好比一场旷日持久的婚姻，21世纪经济报道综合多位被访者的观点，成功的水务PPP至少应满足如下条件：“政府参与者有清醒的认识，进行严格论证；项目启动前的谈判历时较长，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信任；有专业的机构作为支撑；既重市场准入，又重事后监管；以及政府与民营资本的公平。”

　　对待起始于2014年的新一轮PPP，碧水源董事长文剑平希望在以下几点实现改进：“首先，混合所有制不是国有跟国有混合，那样会强化垄断，强化惰性，混合所有制必须规定是民营跟国有混合；第二，是股权比例的问题，必须明确混合所有制股权比例；第三，必须指出对某些项目必须搞PPP，或者说必须实行混合所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