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从高速回落至中高速；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2015年，各地方财税收入也步入“新常态”，部分省市区不得不承受财政收入下滑的失落与痛楚。

 

　　然而，这一年，对于中国经济强劲引擎之一的广东省，其GDP与财政收入仍然保持快速增长，凸显这一地区的活力与优势。而且，“财政收入第一”这一名头，广东省一直保持了25年。

 

　　除了广东之外，整个东部地区在2015年的财政收入也表现强劲，而东北三省、山西、新疆等地，财政收入的增长却出现明显放缓，甚至出现大幅下滑。

 

　　在这背后，一个不能忽视的要点是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在这经济增长转型中，东部发达省份较快地抢占先机，转型升级较快。

 

　　一些增长快、发展空间大的新兴领域，多集中在这些省份。如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税收2015年同比增长21.2%，其中北京、广东、上海和浙江等主要集聚区份额占全国的74%。

 

　　无疑，地方经济的活力，才是当地财政收入增长最根本的支撑和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地方财政收入“新常态”

 

　　2015年，我国GDP同比增长6.9%。与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趋势一致，财政收入也步入中低速增长“新常态”。2015年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同口径仅增长5.8%，其中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的税收收入增长4.8%。

 

　　然而，总览全国各地的宏观数据，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地区冷热不均的现象明显。

 

　　原本维持较高GDP增速、呈赶超之势的中西部省份，2015年经济增速回落明显，财政收入增速则在加速回落。如广西2015年GDP达到1.68万亿元，同比增长8.1%，相应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增长6.5%。

 

　　全年数据来看，辽宁、黑龙江、山西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辽宁2015年GDP实现2.87万亿元，同比微弱增长3%，但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为-33%。

 

　　山西GDP增长3.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口径大幅减少了17%。山西财政厅表示，财政收入负增长，主要受经济持续下行、工业经济持续回落、煤炭价格大幅下降以及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等因素影响。

 

　　东部发达省份GDP增速则维持相对稳定，财政收入普遍高于GDP增速，“财政效益”明显。

 

　　如GDP增速靠后的北京、上海，2015年经济增速均为6.9%，但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则分别增长12.3%和13.3%，比GDP增速高出5.4和6.4个百分点。

 

　　广东、江苏、山东、天津等省市财政收入均保持较高的增速。如广东2015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364亿元，可比增长12%，超过GDP增速4个百分点。江苏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8028亿元，同比增长11%，高过GDP增速2.5个百分点。

 

　　地区间税收收入增速差距也很大。国税总局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东部地区税收增幅达到9.2%，中西部地区增幅较低，分别下降0.2%和增长3.3%。

 

　　分析背后的原因，以广东省为“火车头”的东部地区，不仅新兴产业表现优秀，且传统产业也正在转型升级。

 

　　比如，在整体萎靡的传统工业、制造业领域，东部地区在大力推进产品升级，也能获得较快的发展。如全国汽车制造业税收仅增长0.3%，但深圳比亚迪汽车工业公司，由于在电动车领域表现显眼，公司税收收入增长56.8%，企业所得税增长71.7%。

 

　　新兴行业对经济贡献加大

 

　　与此同时，更不能不提及新兴行业对东部发达省份的贡献。东部发达省份人口、收入和消费优势，使得“互联网+”、金融业等有充分发展空间。

 

　　国税总局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持续向好，税收占比达54.8%，比第二产业高9.7个百分点。税收增量绝大部分来自于第三产业，数据显示三产贡献了全部税收增量的80%。

 

　　东部发达省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规模相对较高，多数已经转为 “三二一”，即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结构。其中，北京、上海服务业占比已经高达79.9%和67.8%，第三产业占据绝对主导；天津、广东服务业规模也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增长较快的服务业，如创新程度较高的租赁业，汇集了法律、咨询、知识产权服务等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商务服务业，在这些省份发展成熟。2015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完成税收5822亿元，增长23.8%，连续3年增幅提高，企业所得税增长40.9%。

 

　　如北京2015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完成税收收入953.8亿元，同比增收207.7亿元，增长27.8%。

 

　　2015年金融业对经济拉动作用明显，金融业也具有明显的集聚效应。上海2015年第三产业纳税百强企业中，金融业企业占席高达47席，共缴纳税款956.4亿元，同比增长36.8%，占第三产业纳税百强企业税收合计数的60.8%。

 

　　2015年深圳税收规模占比前四大行业是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业，合计占整体税收的比重达到71.6%。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贡献较为突出，金融业税收实现980亿元，超常规增长60%以上。

 

　　再如，新兴信息产业集聚效应明显。近年来，新兴信息产业快速增长，因其创新程度高、溢出效应强，日益成为引导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2015年，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税收完成1210亿元，增长21.2%，其中北京、广东、上海和浙江等主要集聚区份额占全国的74%，浙江税收增幅甚至高达57%。

 

　　工业转型升级加快

 

　　除了服务业新动能外，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也能带来优厚的税源。

 

　　受经济下行、产能过剩及库存较高影响，制造业税收增长较慢，但部分高端装备制造业得益于创新力度大，产业集聚程度高，市场竞争力强，税收增长较快。

 

　　如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税收收入完成1870亿元，增长8.3%，比制造业整体税收增幅高3个百分点，其中江苏、浙江和广东三大产业集聚区电气器材制造业税收占全国的57%，增长10.6%。

 

　　东部各省都在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如浙江2015年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9%、6.9%和6.3%，增幅均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的37.2%、25.5%和36.8%，高新技术产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5.1%。

 

　　广东新产业增长也较快。2016年广东先进制造业完成增加值同比增长10.0%，比规模以上工业快2.8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48.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8%，比规模以上工业快2.6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7.0%。

 

　　诸如医药、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战略新兴产业，也是各省积极发力的重点。2015年全国医药制造业税收增长13%，领先制造业整体税收增速7个多百分点；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税收增长13%，大大领先于制造业整体税收增长水平。

 

　　财力支持稳增长和创新

 

　　转型升级攻坚阶段，东部发达省份都加大了稳增长和战略转型的财力投入。

 

　　2015年，广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支出分别为9364.76亿元和12801.64亿元，分别增长16.2%、40.1%。

 

　　2015年广东财政支出增长主要在交通设施领域。交通运输支出2017.44亿元，完成预算的175.2%，增长129.7%。广东财政厅厅长曾志权指出，增幅较高的主要原因是落实“三大抓手”决策，全省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科技战略驱动方面的支持力度也很大。广东省本级2015年科学技术支出89.82亿元，完成预算的306.4%，增长160.6%，主要是省级加大对科技创新驱动战略的支持力度。

 

　　江苏财政厅表示，2016年要支持打造“强、富、美、高”新江苏。一是推动“经济强”。加大对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农业现代化工程支持力度。完善产业财政扶持政策，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养老、健康、信息消费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

 

　　上海2016年预算支出重点也是围绕创新发展，聚焦支持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和现代新型产业体系建设，包括支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以及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三方面。具体包括，加大财政科技投入，聚焦支持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重大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转化平台、科研公共服务平台和科技创新集聚区建设等。

 

　　考验可持续发展

 

　　虽然东部发达省份2015年财力增速较好，但在全球需求不振的背景下，财政收支压力大仍是全国省市面临的共同问题，多数省份继续调低2016年财政收入预期增速。

 

　　上海财政局表示，2016年，上海经济仍处于创新转型的攻坚阶段，基本面总体向好，但稳增长、促转型的任务更加艰巨，财政收入增长也面临一些不确定、不稳定因素。

 

　　上海2016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6.5%-7%。上海财政局指出，上海工业经济增长乏力，将加大财政增收难度。另外，2015年证券业和保险业在前期股市交易量激增的带动下收入贡献较大，抬高了收入基数，也将对2016年的财政收入增长带来一定的压力。

 

　　北京市财政局也表示，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国内经济仍面临产能过剩等严峻挑战，北京经济发展尚处于转方式、调结构过程中，经济下行压力会传导至财政收入领域。

 

　　2015年广东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差额3436.88亿元，除了部分来源于中央补助收入外，将近2000亿元通过清理存量资金等筹集一次性财力解决。曾志权指出，由于一次性资金没有可持续性，将增加以后年度预算收支平衡的压力。

 

　　2016年营改增等减税政策的出台，也将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北京市财政局初步测算，如果2016年二季度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将拉低北京财政收入增幅约3.6个百分点。

 

　　曾志权表示，国家实行减税政策，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落实普遍性降费等政策，以及可能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划分办法，将对广东财政带来减收影响。仅“营改增”全面扩围一项就预计减收1000亿-1200亿元。

 

　　广东经验：第三产业比重提升

 

　　2015年，广东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364亿元，可比增长12%；其中税收收入7375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78.8%，增长13.4%。

 

　　广东省政府特聘参事、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陈鸿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稳步增长，反映出广东在过去一年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效果，税源的质量得到稳定和提升。

 

　　过去一年的多项经济数据，也在反映广东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拳头”产业对经济和税收的拉动。

 

　　广东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三大产业占经济总量比重为4.6：44.6：50.8，第三产业比重同比提高1.8个百分点。从增速看，广东的服务业增加值增长9.7%，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7.1%。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第一、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7%和41.2%。

 

　　事实上，广东这一优势也早已形成共识。在2016年江苏省“两会”期间，有来自财税系统的人士受访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时认为，“主要是两省的产业结构不同，与广东的差距在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从转型升级的角度看，近几年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广东强调重点突破。最终，广东以华为等企业作为重点突破的效果明显。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世经所所长张远鹏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广东近几年老大的位置得到进一步巩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广东补短板补得好。” 国际竞争力不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是广东发展中的“三大短板”。

 

　　广东省统计局在公报中指出，2015年广东经济增速上行主要依靠服务业拉动，金融业和房地产的贡献比较突出，合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5%，拉动GDP增长1.7个百分点。

 

　　“服务业与广东的额差，主要反映在水平层次上。”曾到广东考察过的一位江苏省政府官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要更加注重发展高端服务业，重点发展金融、物流、创意、会展、商务等服务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