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 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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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正值地方换届，要防止新官上任三把火，防止重打锣鼓另开张，防止新官不理旧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盛霖认为，地方隐性债务风险问题突出，要从源头上来减少地方政府对债务融资的过度依赖。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5日举行分组会，审议国务院关于2016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地方债、尤其是地方隐性债务成为一大热议话题。

　　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举行分组会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举行分组会

　　隐性债务有多少？

　　稍早前的23日，审计署审计长胡泽君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报告时称，关于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较快、有的还违规举债问题。对此财政部强化风险评估、预警和应急处置。审计署在政策落实情况跟踪等审计中，始终关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及时发现和报告相关情况。

　　在25日的分组审议中，辜胜阻委员说，地方政府债务绝对是中国经济或者中国金融中最大的“灰犀牛”。前不久有大学教授带了一个团队，通过大数据来研究地方政府债务。他通过大数据估计政府的债务特别是隐性债务是非常大的。

　　李盛霖委员说，从总的情况看，当前地方政府债务在可控范围内，问题比较突出的是隐性债务的风险。一是规模比较大。有些地方的隐性债务规模已经和限额内的债务规模大体上相当。二是隐性债务集中在市和县两级。一些地方融资的平台公司相关债务是隐性债务的主体。三是部分隐性债务对应的资产变现能力不强。这些平台公司偿还债务基本上是依赖土地和房地产的增值，个别平台公司依靠的是借新还旧，甚至借新还息。一些项目资金需求比较大，建设周期比较长，项目没有收益，或者收益比较低。

　　吕薇委员说，今年审计报告中也讲到，地方的债务增长很快，虽然一些显性债务得到了适当控制，但是隐性债务和变相举债的增长还是很快的。目前，地方政府债务最大的风险就是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债务，因为现在有很多隐性债务和变相举债。

　　姚胜委员说，从目前情况看，债务风险还是可控的，但不可以掉以轻心，对全国36.7%的负债率和全国地方80.5%的债务率要作分析，不宜简单与国际上的其他国家相比。因为我们有大量的隐性债务还没有统计进来，而且我们的财政收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是比较高的，收支安排打得比较紧，那么回旋余地相对较小。

　　“要重视规范专项债。要充分认识到专项债也是债，也是要还的，不能说它有相对应的资产放在那里就可以放松管理和重视。第三，在目前后门没有完全堵住的情况下，不宜再增加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限额，尤其是在地方隐性债务有多少还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不宜盲目扩大债务。”姚胜委员说。

　　他建议，对一些“推波助澜”的金融机构要有约束，建议对有关的机构、部门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或约谈、或询问、或质询。

　　任茂东委员说，目前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现在规定发行的法定债，PPP加上新的融资政策，地方的基本建设的融资远远没有满足，也就是说没有达到地方政府官员的欲望，由于利用融资平台获取资金的融资最为便利和有效，因此在短期内地方政府与地方融资平台仍然很难“离婚”，仍然藕断丝连。我调研过程中还了解到甚至有的省和市利用现行的政策开始将公益性的事业单位变成新的融资平台进行举债。

　　防止新官不理旧账

　　对地方债务问题如何加强监管，如何处置？委员们也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吴晓灵委员说，有两个因素会促使地方政府去借债。一个是对于GDP的追求，这也和我们的干部任期有关系。另一个因素是有的规划做得太大，有些地方政府的规划动辄上千亿，上万亿的投资，哪儿来的钱？民间资本没有这么多钱，政府又要牵头，就要搞借债。如果想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一个是干部的任期制度和考核制度要进行改善，还有就是规划要做得实事求是。

　　辜胜阻委员说，地方政府觉得他的任期很短，认为发债可以解决政绩问题，债务留给后面的人。还有后面的人也会想到，我这个地方有问题，中央政府会给我兜底，有这样一种考虑。要发出政府不兜底的信号，一定要有这个信号，如果没有这个信号，那就是道德风险。

　　辜胜阻委员说，我们有些城市的负债率是400%，100%就是警戒线，他已经是四倍了。对于这些地方的人倒查责任。通过一个案例的处理，形成一种震慑的力量。

　　“我们要有硬的措施，如果没有硬的措施，我们过去讲预算软约束，负债、债务的问题如果都是一些软约束，就会年年审，年年出现同样的问题。”辜胜阻委员说。

　　李盛霖委员说，必须切实加快财经财税体制改革的进度，尽快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地方各级政府事权和支出的责任，完善分税制，给予地方政府与其履责相适应的财力和财权，以及稳定的税源，从源头上来减少地方政府对债务融资的过度依赖。

　　“据了解，现在有关部门对此有了具体方案，明年还要搞试点，关键是进度要加快。当前，正值地方换届，要防止新官上任三把火，防止重打锣鼓另开张，防止新官不理旧账。”李盛霖委员说。

　　令狐安委员说，现在政府PPP项目模式的推广，当初的本意，或者说重要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制度设计初衷是好的，但是在执行中走了样，不少地方出现了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价走过场，将股本投资变成了债务投资，转化为新的地方政府负债，去杠杆变成了加杠杆，减少债务风险变成了增加债务风险。

　　“从财政部掌握的三批PPP项目库分析，越是财政困难、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PPP项目数量越多，据说PPP项目数量全国第一的西部某省到去年底共有1746个项目录入了财政部的PPP综合信息平台，计划投资总额15547亿元。而该省当年一般财政预算收入只有1561亿元，财政难以承担对这么多PPP项目的政府补助的责任。”令狐安委员说。

　　他表示，PPP项目暴露出的问题说明现行会计制度有缺陷，因为按这一会计制度操作，变相举债的PPP项目形成的高杠杆债务进不了政府资产负债表，甚至也进不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如果真正建立了科学完善的政府会计制度，就是像管理企业财务那样管理政府财务，政府变相负债问题有可能得到有效控制。

　　“这个问题不从根子上解决，不从会计制度入手解决，永远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令狐安委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