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财政部公布了2016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1月～6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5514亿元，同比增长7.1%。其中，税收收入72236亿元，占财政收入84.5%，同比增长8.6%。综观上半年税收增长态势，可以明显发现具有增长回升、波动加大和结构调整三大特点。

　　——税收增长回升。进入“十二五”时期，我国税收增速出现明显下滑。2011年～2015年，年税收增长率分别为22.5%、12.12%、9.86%、7.82%和4.80%。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从上半年税收收入同比增长8.6%，高于2015年全年税收增幅3.6个百分点，更高于2015年上半年税收增幅5.1个百分点的态势看，尽管税收增长率与以前年度比较并不算高，但已出现了在经历加速下滑后企稳回升的迹象。

　　2016年上半年，税收能在经济下行背景下稳健增长实属不易。因为2016年上半年税收增长受制于两大因素制约：一是证券交易印花税，2015年上半年出现了股票交易“井喷”行情，从而实现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1351.6亿元，同比增长近6倍，而2016年上半年上证综指和深圳综指在2015年下半年大幅下跌的情况下继续走低，导致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同比下降34.4%；二是2016年5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上半年税收收入之所以能取得不低的增幅，主要在于三大因素：一是在国家政策作用下，房地产市场销售回暖，销售量价齐升使与房地产相关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契税和土地增值税分别增长15.6%、17.3%、14.8%和13.1%，对稳定税收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二是个人收入增加，使作为我国第四大税种的个人所得税出现了19.8%的较大幅度增长，尤其是个人财产转让个人所得税增幅更是高达23.9%；三是尽管进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以及进口关税仍然下降，但受部分大宗商品进口价格回升带动，降幅继续收窄，也为税收企稳回升发挥了作用。

　　——税收波动加大。从2016年上半年各月税收增长情况看，出现了月度之间增幅波动加大的特点。税收增长呈1月～4月先上升、5月～6月再下降的态势。其中，4月税收增幅高达17.5%，而6月税收增幅则回落至2.3%，上下落差为15.2个百分点。

　　4月之所以出现税收较高幅度增长，一是受部分地区营业税清缴、商品房销售回暖以及营业税中央地方分享体制等因素影响，实现营业税3227亿元，同比增长74.8%，剔除营改增转移收入影响后增长70.7%，并拉动了城市维护建设税增长，实现税收423亿元，同比增长31.9%；二是部分地区商品房销售回暖也拉动了契税和土地增值税增长，契税和土地增值税分别实现315亿元和379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13.2%和40.6%；三是个人所得税增长，当月实现个人所得税856亿元，同比增长26.8%，其中财产转让个人所得税增幅更是高达50.6%。

　　6月之所以出现税收增长大幅回落，主要是受营业税增长大幅回落，以及营业税和增值税合计收入大幅回落影响。6月营业税同比下降86%，增值税和营业税合计收入同比也下降23.12%，营改增因素作用明显。一是税制性因素，5月1日全面实施营改增后，至6月原营业税纳税人已改缴增值税，当月仅有少量试点前部分在途款项的营业税入库；二是改制性因素，营改增减税效果在6月税收中得以部分体现；三是体制性因素，由于5月1日起中央与地方分享营业税和增值税比例调整，部分地区出于地方利益考虑，提前入库部分营业税，从而导致4月和5月营业税分别增长76%和86%，而6月增值税和营业税合计收入出现下降。

　　——税收结构调整。2016年上半年，从税收结构看，不同税种增长和回落出现较大反差。其中，增幅较大的有个人所得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和契税，而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的有证券交易印花税、资源税、车辆购置税、耕地占用税以及进口增值税和消费税。

　　由于税收增长分化，使税收结构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营业税占比由14.66%提高为15.6%，个人所得税占比由7.15%提高为7.88%；而进口增值税、消费税占比则由8.92%降为7.95%，证券交易印花税占比更由2.03%降为0.94%。总体而言，上述税收结构调整，基本符合优化税制结构的趋势。从产业结构来看提高了服务业税收比重，从税制结构来看提高了所得税比重，从国内和国际税收贡献看提高了国内税收贡献比重。

　　虽然上半年在稳增长、优结构政策作用下，税收增长出现止滑回升，但税收回升基础仍不稳固。主要是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产业转型任务依然艰巨，国际经济环境还未还暖，在产业调整过程中新兴产业增长还不明显，以营改增为主体的政策性减收效应将进一步显现，这些因素都对下半年税收增长形成压力。因此，要保持税收与经济良性互动，稳健可持续增长，还需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用政策连续性稳定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