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87671亿元，同比增长9.6%，增速比1-4月份回落0.9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投资64733亿元，增长23.3%；民间投资116384亿元，增长3.9%，单就5月份增长不足1%，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2%，其占比持续下滑。是什么原因导致民间投资今年持续下滑？仅就这个结果而言，可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是如果民间投资增长是正常的，则民间投资占比下滑是国有投资的过快增长造成的；二是如果国有投资的增长是正常的，则是民间投资过快下滑造成的。媒体的看法多数是持第二种看法。与过去比，国有投资增速不算过快，三四年前，民间投资也保持这样的增速。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整个投资增速都下来了。与过去不同的是，过去民间投资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保持同步，2016年以来，两者却是分道扬镳，民间投资快速下滑，自然导致民间投资占比也同时下降。出现这种“拐点”现象，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并非宏观经济环境的突变导致，所谓“病来如山倒”，其病因早就种下了。若要说是“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导致了民间投资快速下降，这不是现在才有的，总不至于说现在比过去更厉害了吧。若说是融资难和融资贵造成的，这也不是今年才有，为什么现在凸显民间投资拐点呢？

　　其实，深层的原因不是市场出清和去产能，而是对改革的信心不足。我国经济增长的动能长期来都是靠改革。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改革，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了十多年，至这几年，那一场改革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动能基本释放完毕。经济增长的新动能需要新的改革来支撑。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是接替改革新动能的良机，全社会对此欢欣鼓舞，对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可没想到的是，改革在深水区出现了空转打滑现象，十八届三中全会掀起的改革热潮整体降温，对改革的期待由热转冷。民间投资前两年还随着全社会投资且行且走，尽管国有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速都下来了，但基本同步。而现在民间投资却一头栽倒，断崖式下降。与国有投资不同，民间投资的未来预期收益率与改革的相关度更高，没有改革大环境来支撑，民间投资更快下行不可避免，即使有一些短期性政策出台，也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2005年颁布“非公36条”以来，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文件接二连三，加起来至少有几十个，但难以落实。政策多，难落地。这是为什么？缺少支撑政策落地的体制机制。任何政策，要落实好，必须有相应的体制机制作为必要条件。如果缺少这个必要条件，任何好的政策，都会变异为“叫好不叫座”。在第二产业投资空间较大时，对民间投资的影响不明显。从地区来看，第二产业投资空间较大的东部地区，民间投资增长要好于中西部地区。当前第二产业普遍面临过剩，国有投资、民间投资都明显下降，两者差异不大。而在第三产业，民间投资远低于国有投资。由此不难发现，与第三产业投资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也是最为迟缓的。如铁路交通、市政设施、教育、养老、医疗卫生、科技、文化等等领域，民间投资长期难以进入。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内在关联的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社会基础设施领域的改革等等都不尽人意。体制机制不变，政策再多，也难以产生我们预期的效果。

　　对改革的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减税降费、激励性补贴、降低成本等解困式的政策措施，只能解决眼前的困难，维持当前的生产经营，而投资却要有长期打算，是由未来预期来引导的，只有改革，才能真正改变未来预期。与其说国有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倒不如说是改革迟滞导致了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是扩大民间投资的重要途径。在传统产业出现产能过剩、库存过多的情况下，社会基础设施、市政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投资需求很大。尤其是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到来，投资结构也需要随之调整。从整体看，我国已经到了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向“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模式的新阶段，投资结构事实上已经在相应调整。实现这种转变，需要借助于新的投资方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就是一种非常重要且有效的投资方式。但这也是最难的一种投资方式，比起单一的国有投资和民间投资，这是一种合作投资，即合作提供具有公共性的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合作从来都是比单干难度大，尤其是在公共领域与政府进行合作。

　　应当说，社会资本包括民间资本对PPP的热情很高，从一些地方举办PPP项目发布会的情况来看，盛况空前，投资者参会积极性极高。前不久湖南省在北京举办PPP项目发布会，预计400多人，结果闻讯而来的很多，参会人数达到1000多人，不得不请警察来维持秩序。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况。这说明投资者想投资，我国当前整体上“不差钱”，资本相对过剩，所谓“资产慌”的说法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同时，举棋不定的也相当多，这说明，PPP中的各种不确定性阻碍了项目落地。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面临着多重不确定性，收益结构、风险结构、融资结构、产权结构、交易结构等都具有不确定性，若涉及到道路交通、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垃圾处理、教育、医疗卫生等等不同行业领域，其不确定性就呈现为叠加状态。要化解这种不确定性，一要靠完善的法律和政策，二要靠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管理方式的改进和提升，三要靠双方的诚信意识和契约精神。显然，这几个条件目前并不完全具备，这使得政社合作热度高，而项目真正落地却不易。其实，从中不难看出，要加快PPP项目落地，同样离不开政府自身改革和相关体制机制的改革。

　　PPP应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来考虑，而不仅仅是视为扩大民间投资的一种政策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坚定民间投资与政府合作的信心。

　　来源：财政部PPP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