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也是一种采购模式。在一个“联盟”协议下，在营造“不责备”和“结果导向”合作文化的基础上，公共部门和合同商分担风险。其中，合同商根据直接成本加公司管理费用和合理利润获得报酬，当然这要建立在会计公开的基础上，要确定完成项目的目标成本。当项目以低于目标值的成本完成时，双方分享收益，同样地，超支的成本也一样由双方分担。比较复杂的项目由于不确定性较高、设计创新的空间较大，适合采用这种方式。这种方式的前提是公共部门在管理基础设施项目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有能力管理主要的项目风险。这种合作框架背后的思想来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伙伴”协议，对此我们在书中也有详细论述。

　　另一种新的方式也开始在英国试行，叫做信用担保融资（CGF）。这种方式使用政府贷款，但由私营部门提供一揽子风险管理。特殊目的PFI项目公司可以使用公共贷款，私营金融机构则提供担保，承诺如果项目公司无法偿还公共贷款，则该机构将承担还款责任。这种安排的目的是降低公共部门的融资总成本，但同时仍然由私营部门承担一定的风险，从而激励私营部门追求资金最佳使用价值并从中受益。

　　传统采购方式和典型PPP模式的区别开始变得模糊，这种趋势是由于满足不同的风险偏好和基础设施服务需求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不存在硬性的标准或现成的规则来决定什么样的情形下适合采用PPP模式。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对某个项目而言，可以选择哪些采购方式，哪一种PPP形式是最合适的。

　　4　　PPP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有何帮助？

　　对于类似于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而言，PPP模式有着传统公共采购模式所不具备的优势。

　　首先，在总体上，我们认为PPP能够给公共采购过程注入不同于以往的激励机制。PPP理论认为，以一个囊括设计、建造和运营维护的一揽子合同的形式赋予私营部门一定的控制力，并将成本超支和工程延期的风险转移给私营部门，这种方式有利于在基础设施的采购活动中引入激励措施，提高效率。同时，在实践层面，私人资本在本质上是有其风险性的，私人资本的参与给项目建立了不同于传统采购方式的“游戏规则”。

　　其次，由于激励结构的存在，PPP模式能够给基础设施的提供过程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这部分得益于恰当的风险转移。一般而言，PPP合同架构下，项目超支的风险往往部分或全部地由公共部门转移给私营部门。合同往往规定支付与实现绩效目标挂钩。另外，由私营部门来运营基础设施往往比公共部门更为经济。私营部门这种成本控制能力来源于他们在项目管理、“全寿命周期”运营维护等方面的专业技术，同时私营部门能够避免公共部门常犯的诸如“镀金”和“过度建设”行为以及由此形成的成本放大现象。最后，PPP相关的项目融资结构提供了资本投资流入的机会。

　　第三，使用PPP模式具有潜在的社会效益：比如能够更好地促进外国投资者向国内的公共部门转移技术（比如先进的收费技术）；选择恰当的项目类型（比如能源和通信项目）有助于推动竞争和市场化行为，有利于运用先进技术、鼓励创新；公共部门能够从资金限制等问题中摆脱出来，吸取私营部门的经验、接触最新的技术诀窍等。

　　第四，更有利于环保。由于PPP模式将设计、建设、运营维护等捆绑成为一个一揽子合同，对实现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非常有利的。在PPP模式下，除了考虑最初的资本投入以外，合同商有了直接的经济动力去综合考虑设计、全周期运营成本以及最终处置等成本因素。如果某些项目虽然初期投资较高，但整个寿命周期内的运营维护成本较低，因而致使全成本降低，合同商就会在设计阶段投入更多资源，形成一个更为优化的方案，既不牺牲项目全周期的资金使用价值，又满足环保要求。通过一个具有整合效应的设计方案，水可以得到循环利用，垃圾可以更有效地处置，能耗得以降低。

　　5　　《PPP革命》中译本如何帮助中国发展PPP模式？

　　中国在“硬经济”基础设施项目上运用BOT技术已经有了较好的经验，比如来宾电厂B厂和上海延安东路隧道复线等。在其他一些处在PPP前沿的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PPP模式的应用领域正在发生变化。PPP最初的应用更多地集中在“硬经济”领域（道路、高速公路、铁路、桥梁、隧道、机场、通信、电力），随后逐步推广到“硬社会”基础设施（医院、学校、政府办公楼、住宅、供水、污水处理、监狱、城市改造）。现在，PPP涵盖了包括“软经济”（研究开发、技术转移、职业培训、囚犯改造）和“软社会”（社区服务、社会福利、安全保障、环境规划）在内的所有基础设施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