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监管为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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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融资小白
去年底以来,针对PPP、政府融资、房地产和金融风险的一系列强监管政策刷爆了大家的朋友圈。PPP圈的人感慨PPP的冬天来临了,金融圈的小伙伴感慨一大批人要失业了。政府如此严厉的强监管,难道没有考虑下药太重,导致经济危机吗?我们认为:
第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供求改善以及实体经济的发展动力不断增强。“总体来看,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有所增强,杠杆率逐步趋稳。这又为继续强化环保、建立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等创造了有利环境”(这是人民银行专栏文章说的,详见下文)。
以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所需的大量融资极大推升了整体杠杆。目前所有政策影响最明显的就是高杠杆的基建和房地产项目,以非标债权投资为例,以往大量非标债权投资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投入到基建项目资本金、限制性行业如融资平台、房地产拿地等。基建和房地产投资以外实体经济的发展动力不断增强,给了政府出台强监管政策的信心(或说进行压力测试的信心)。
第二、高杠杆和影子银行的严峻形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金融风险作为重中之重,我国高杠杆和影子银行引起了高层的强烈关注。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说: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从全球的视角看,影子银行和高杠杆极容易带来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而且一旦陷入高杠杆和经济危机,所有政策工具似乎都不理想。日本、美国血淋淋例子仿佛就在昨天!!鉴于高杠杆的严峻困局,考虑到后危机时期经济衰退和复苏乏力所造成的更大经济损失,现在就动手整顿尽管阵痛明显,长远看可能是最优政策选择。
第三,在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背离阶段,未来政策的定力可能会继续远超市场想象。人民银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专栏四中,提到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不同步性和相互影响性,进而需要建立健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这也很大程度上暗含了:虽然代表经济周期的的实际GDP“L”型、CPI低位运行;但只要金融市场上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高负债率、脱离实际收入的高房价未解决,各类灰犀牛、黑天鹅的潜在风险未破除,严监管和高利率可能就难放松。阵痛和系统性风险,两害相权取其轻。
第四,站在金融机构角度上,面对监管政策叠出,如何看待自身利润风险下滑以及超严监管可能带来的市场共振风险呢?对于利润下滑风险,今后金融机构想获得超额收入就不仅要懂金融,更要懂实体经济、要懂产业运营,躺着挣钱要变成低头深耕、弯腰劳作挣钱;对于监管共振下的潜在系统性风险,正是当市场上所有或者绝大多数金融机构在严监管倒逼下放弃了简单的政府、国企信用刚兑逻辑,开始深耕产业、发现朝阳企业并与之共成长,大概也就真正摆脱了低效投资模式、实现经济转型、从根本上破除系统性风险了吧。
本周为大家带来央行的2017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专栏文章《结构调整、供求改善与中国经济增长》,下次再和大家分享关于高杠杆困局的国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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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供求改善与中国经济增长
(文章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官网)
2017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总体有所增强。GDP 季度增长率保持在6.8%-6.9%。从需求结构看,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增强,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有所下降。2017 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拉动GDP 增长4.5%,比2016 年全年高出0.2 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拉动GDP 增长2.3%,比2016 年全年下降0.5 个百分点。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深化,各方对经济结构调整和变化的讨论较多。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企稳回升主要受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推动,近期地产销量增速下降,房地产对经济的推动力可能难以持续;企业利润增速回升主要与原材料价格上涨使上游企业受益有关,下游企业利润增速仍走低或持平;近来铁路货运量、重卡销售、发电耗煤增速均出现下降,未来经济仍有下行的可能。
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正在取得积极进展。一是从三大产业结构看,经济对第二产业的依赖下降,第三产业的拉动力在增强。2017 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拉动GDP 增长4%,比2016 年全年上升0.1 个百分点,比2014 年全年上升0.5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拉动GDP 增长2.5%,与2016 年全年持平,比2014年全年下降1 个百分点。二是从资本形成结构看,经济增长对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的依赖有所下降。初步估算,前三季度基建、房地产分别拉动GDP 增长0.9%和0.3%,较2016 年全年分别下降0.4 个和0.1个百分点。三是新兴产业发展动力不断增强。高铁装备制造、核电装备制造等现代制造业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生物工程、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空间不断扩大,消费服务、商业服务、生产服务等服务业蓬勃发展。随着经济更多依靠资源节约型的新兴产业,对基建和房地产投资以及传统制造业的依赖总体下降,对铁路货运、重卡、发电耗煤的需求也会减少,相关指标增速的下降可能更多体现的是产业结构的变化。
市场供求也在改善和优化。一是去库存取得进展,企业进入主动补库存阶段。初步估算,2017年前三季度存货对GDP 增长的贡献较去年同期上升超过1 个百分点,扭转了前两年存货对GDP 拉动为负的情况。结合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上升以及PPI 涨幅较高的情况,企业主动补库存的可能性较大。二是商品和服务供给正在向个性化、精细化转变,更好地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要。随着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渐成主流,企业通过互联网平台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开展社会化协同研发与定制化生产制造,更好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三是房地产投资属性减弱,居住属性增强,更好地与居民居住需求相匹配。随着住房金融宏观审慎政策的推出和执行,以及改进土地供给、租售并举等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推进,2017 年以来70 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同比涨幅回落,环比涨幅自二季度以来持平或下降。四是企业开始降杠杆,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中间产品供求改善。初步估算,2017 年以来企业杠杆率开始企稳并有所下降。
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是改革红利的体现,源于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从供给端推进改革,释放和激发经济活力。不搞强刺激,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依靠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升级。总体来看,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有所增强,杠杆率逐步趋稳。这又为继续强化环保、建立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等创造了有利环境。
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继续保持定力,提高对局部性、阶段性经济波动的容忍度,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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