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一:全球PPP发展状况
　　本场对话环节以“全球PPP发展状况”为主题，邀请专家从国际视野探讨典型国家或地区PPP的发展特点与现状。下文为本场对话嘉宾精彩观点摘录。

　　一、本环节嘉宾介绍

　　主持人:曹富国 中央财经大学PPP治理研究院院长

　　对话嘉宾：
　　陈欢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办公室主任
　　Richard Timbs 全球基础设施中心高级主管
　　Binyam Reja   世界银行中蒙局处长
　　詹格之 英国大使馆中英基础设施联盟处处长
　　任薇   汇丰中国基础设施部总监
　　刘烨   安永基础设施和项目融资合伙人

　　二、专家主旨发言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办公室主任陈欢: 首先感谢曹富国院长并借此机会祝贺中央财经大学PPP治理研究院成立。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于2016年正式开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了开业仪式并做了重要讲话。目前，亚投行的成员国已由57个创始成员国扩展为77个成员国，今年年底前还将会有若干国家加入亚投行。

　　2016年，亚投行批准9个项目，发放贷款总额约17亿美元。截至目前，亚投行已累计批准项目13个，发放贷款总额将近22亿美元。亚投行目前从贷款项目规模上看，与国内的其他机构（例如丝路基金）相比仍有差距，部分原因与亚投行刚刚起步和其治理结构有关。因为亚投行目前有77个成员国，需要在共识的基础上做出决策，尤其是贷款项目，需经董事会审核批准，因此可能影响效率。当然我们也要继续努力工作，缩小差距。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这个词的落脚点是Partnership，即合作伙伴，公平地对待合作伙伴是非常重要的。亚投行一直以来坚持以平等合作的方式来与合作伙伴开展项目。

　　关于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的关系，大家可能知道在刚刚结束的“一带一路”峰会期间，亚投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与中国财政部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亚投行将作为“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至于合作方式，目前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是以主权担保项目为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主权债务上限有规定，许多国家的立法机构也制定了主权债务上限的要求，主权担保这种方式肯定会受到许多制约。因此如何做出自己的特色，如何利用PPP模式动员政府和社会资本的资金，也是亚投行要研究的工作。

　　除了解决资金缺口需求，亚投行还将提供知识贡献，过去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中，我们强调政策要先行到位，否则很多实践难以进行。但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实践先行倒逼政策改革，以此促进事业的发展。

　　全球基础设施中心高级主管 Richard Timbs:大家上午好，我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研讨会，借此机会想与大家分享以下几点。

　　全球PPP市场涌现出一些新趋势。

　　第一，多边开发银行非常重视资产负债表中与社会资本相关的部分。多边开发银行采取更务实的方式将社会资本引入到项目当中，希望在风险减缓、应急资金、担保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社会资本的参与可以帮助我们优化资产负债表，提供更多现金流。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新方式，为项目提供资金的支持。

　　第二，目前百姓在PPP模式中的参与度有所提升。PPP在公路、铁路、水资源、电力等方面有广泛实践。政府希望通过PPP模式，即与项目使用者来进行沟通和对话，这点非常重要。不仅仅是政府，现在社会资本也非常重视与百姓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社会资本和百姓之间的沟通对话在项目早期就会开展，这种做法尤其对于采用使用者付费的项目来说，可带来很大好处。

　　第三，社会型基础设施项目快速发展。十年、二十年前，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项目占绝大部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PPP项目是社会类项目，比如医院、教育等。例如土耳其政府目前力推医院PPP项目，拉美正在探索教育类PPP项目。PPP模式在公共领域引入社会资本，旨在提升民生和社会发展水平。

　　第四，新兴市场国家也在不断开展PPP的项目。新兴市场国家正在积极学习发达国家成功的PPP做法和经验，完善PPP相关的法律制度，以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比如拉美、中亚和东亚的国家，非常注重借鉴国际PPP成功经验。

　　第五，PPP项目债券市场再度兴起。过去通过银行贷款融资是主流，目前通过债券方式融资有所发展。

　　第六，气候变化领域的绿色债券是一种新型融资方式，很多机构开始发行这样的债券，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发行标准。

　　全球基础设施中心希望开发出更多新工具、新方法，帮助一些国家更好地发展基础设施，我们也希望多分享一些国际成功经验。

　　世界银行中蒙局处长 Binyam Reja：非常感谢能借此机会与大家进行交流。我主要谈谈世行在推广PPP模式的做法以及我们和中国如何在PPP领域建立合作。

　　对PPP模式而言，收入来源是关键性问题。做任何一个PPP项目都要考虑收入来源。如果PPP项目没有收入来源会难以为继，要考虑它的最终付款方是谁。PPP模式在中国不是新生事物，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实践，但是中国PPP模式的实践推广，其目前做法和过去实践有所区别。PPP模式目前已成为中国发展的一种全新推动力，希望借助PPP改革，改变治理能力，提升政府效率，而不是只关注于融资渠道，提升融资效率，更多考虑政策完善、改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等方面的问题。

　　世行最近发布的一个报告对全球不同国家的PPP发展环境进行比较。中国在很多方面得分都比较高，包括政策框架制定等。但在PPP项目合同管理、采购系统管理、收入预测方面中国尚有进步空间。但总体来说中国在全球的排名得分很高，为推动PPP模式在中国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现阶段，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创造比较好的政策和激励环境，但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央PPP政策的解读存在差异，导致中央政府的一些想法和地方政府的一些想法存在差异，对一些小型市镇城市而言，统筹PPP发展的能力比较弱，将PPP定位于一种融资工具，没有理解PPP实质上是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的体制机制变革。

　　另外，PPP模式前期论证过程复杂，要进行非常深入的财务、风险、环境和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分析。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项目准备阶段不愿投入太多精力、资金或资源，很多工作准备不到位、不充分，有待进一步改进。

　　目前中国政府正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参与PPP模式的积极性较高，他们获得信贷的渠道更顺畅，而且一些地方政府青睐于和国有企业合作。国外企业现在对中国PPP项目关注度很高，但更多关注水处理领域PPP项目或一些小型项目。

　　世行与财政部PPP中心合作非常紧密。伴随中国的PPP市场不断扩大，我们特别愿意与财政部PPP中心在政策咨询、经验知识分享等方面建立更多合作。

　　世行有一个国际性的PPP融资基金，可以为PPP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领域的PPP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也包括提供咨询顾问支持。期待这个基金可更多参与中国PPP项目的开发。以上是我的分析，谢谢大家！

　　英国大使馆中英基础设施联盟处处长詹格之：很荣幸有机会参加今天的研讨会，我从英国发展PPP模式的历程，与大家分享一些经验和教训。

　　英国的PPP模式发展起步早。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私有化改革留下了各种问题，1992年英国保守党政府提出了PFI的概念，推动PPP解决私有改革的问题。

　　1992年到2008年，PPP模式在英国发展非常快，大量基础设施项目采用了PPP模式。但2008年经济危机对PPP市场造成了影响，PPP项目总量减少，同时融资市场出现了很多问题，也暴露了PPP模式的一些问题。所以2012年英国政府在PFI模式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变，提出PF2模式，主要是加强政府的一些作用。

　　关于英国PPP取得的成果，我简单介绍三个方面。

　　第一，到目前为止，英国完成了大概700多个PPP项目，总额接近600亿英镑。如果当时没有推动PPP模式，很难想象可以完成这些基础设施项目。

　　第二，与传统采购模式相比，采用PFI、PF2模式的项目，能够按时间、按预算完成的项目占比较高，这一比例接近80%。而传统采购方式的项目按时间按预算完成的项目占比大概30%到40%。

　　第三，与传统采购相比，采用PFI、PF2模式完成的项目，使用者对服务的满意度总体比较高。例如，医院的护士、病人或者学校的老师、学生对PPP模式基础设施项目所提供的服务比较满意。

　　英国同时也积累了很多教训和经验。

　　第一，政府的能力建设非常重要。英国较早成立了中央政府的PPP中心和地方政府的PPP中心，并建立多个PPP职能机构，这些机构的建立对推动PPP模式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第二，英国采用担保采购的方式推动市场参与PPP的项目，取得一定成果。第三，标准化政策及流程非常关键。例如项目采购的标准化可有效降低成本。

　　英国也存在一些失败的案例。什么时候应该或不应该采用PPP模式非常重要。如果风险分配不合理，把一些风险分配给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没有办法很好进行管理，会给项目及各参与方带来很大风险。此外，从英国的经验中发现，我们过去可能过度依赖物有所值定量评估，现在英国在这方面也有了新的思路。

　　汇丰中国基础设施部总监 任薇：我非常荣幸参加这次的盛会，并作为商业银行代表参与这一环节的讨论。

　　我认为社会资本如何在政府引导下更好地参与PPP项目是形成PPP市场的关键因素。社会资本可以“用脚投票”，一个项目如果政府和社会资本的风险分配不合理，投资回报过低，社会资本将不会投资。政府在PPP生态共同圈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需要制定明确的法律框架和清晰的操作流程，相对灵活的机制设定（比如价格调整和退出机制）。

　　目前国际基础设施市场非常庞大，参与者主要是一些领先的实业投资者，例如电力公司、基建公司，也涌现出很多机构投资人，比如主权基金、保险基金、基础设施基金等。

　　穆迪2014年做了一项研究，通过分析商业银行在1983年到2012年之间的4425个项目融资案例，显示样本项目融资违约率是相当于Baa级别的公司债务违约率（也就是投资级别），而PPP项目的违约率在项目融资里面也是最低的。这反映出基础设施这个投资品种的属性，主要特性体现为需求刚性、政府付费、风险分配合理，现金流相对稳定。因此对于风险分配好的基础设施PPP项目，商业银行在贷款方面是非常愿意投放的，基础设施项目是国际商业银行投放贷款期限最长的一个品种。

　　目前全球基建融资债务股权比大概是7：3。2016年全球商业银行基建项目贷款期限大致为10到12年，相对于2014和2015年有所缩短。国际多边开发机构可以发挥更长期限的作用，和商业银行形成很好的搭配。目前基建项目融资来源仍然是商业银行贷款占到了绝大部分，少数来源于是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和项目债券。

　　目前整个全球市场，资金面相对充裕，但可融资性基础设施项目非常紧缺。如果目前有一个可行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全球招标，竞争将非常激烈。例如去年印尼和中东的两个电力项目，吸引了很多优质公司组团竞标，最终的电价是屡创所在国市场新低。这也能够从侧面反映，一个风险分配好的项目能够吸引全球优秀的社会资本，从而降低公共服务的价格，体现物有所值。

　　安永基础设施和项目融资合伙人 刘烨：非常荣幸有机会来给大家分享我对海外PPP项目的观察和思考，也祝贺中央财经大学PPP治理研究院成立。

　　一个PPP项目，主要有三个核心的利益相关方，政府、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PPP的发展，制度建设和政府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这能够有效的提升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信心。PPP项目流程和合同的标准化可以增强项目的透明度，充分降低政府和社会资本的项目采购和交易成本。在我们作为财务顾问协助中国企业进行海外的基础设施投资中，我们注意到，有些国家没有完善的PPP项目流程和政策支持，被投资人视同为国家风险或者政治风险的一部分，从而导致投资人对这些国家的PPP项目望而却步。此外，还有一些国家虽然有标准化的PPP合同，但相对不完善或过度简单，这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都会带来较大的运行风险。

　　在财政部等各部委的努力下，我国开展了PPP条例的立法工作，出台了一系列PPP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以及非常详尽的PPP示范合同，这是值得海外国家借鉴的地方。刚刚焦主任提到我国正在开展PPP项目标准合同的制定工作，那么我也建议在标准合同制定过程中要注意不同行业的差异性、甚至考虑制定不同行业的标准合同。

　　根据统计，在OECD国家中大约有50%的国家建立了专门的PPP机构，我国在2014年就成立了财政部PPP中心，从中央政府层面推进整个PPP工作。目前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入库项目已经达到1万多个，总投资约14万亿；示范项目700个，落地400多个，这样的成就令很多国外同行非常惊艳和羡慕。示范项目的成功实施和落地，大大增强了PPP市场的吸引力，也是目前PPP市场能有良好发展动能的重要原因。此外，我国还设立了政企合作基金，为项目落地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目前由于从财政税收整体角度考虑，没有专门针对PPP的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一个PPP从业者，我们建议在营改增之后，对于PPP项目涉及到增值的部分，要予以明确，比如政府付费或政府可行性缺口补贴的增值税的适用情况，对于项目公司根据会计准则使用金融资产模式计量情形下的增值税计征方式。PPP项目需要稳定的统一的税收环境和安排。

　　关于融资多元化的程度，目前我们更多的是依赖于银行的贷款融资，我们应该更多的借鉴国际市场比较先进的创新的基础设施的融资模式来改善整个项目融资。我们应该提升金融产品的流动性和改善与资本市场的对接，进而吸引更多的机构投资者，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和公共财政的压力。

　　最后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创新元素的增加，因为在PPP项目中实现创新，是实现物有所值的重要保障和重要支持。在目前整个的创新元素中，首先我认为国内PPP项目中投资者组成不够创新，特别是将来做幸福产业，应该有更多的设计者，运营者参与进去，充分发挥的全生命周期的创新。其次，在社会基础设施项目中，政府应该更注重产出标准、绩效考核和定价机制，而在其他方面给予社会资本更多的自由度和灵活性，以有助于其发挥创新能力。最后在整个合同安排，包括付费机制、项目发起方式上都可以进一步创新，以更好的实现物有所值和更有效的进行风险分配等。

　　来源：财政部PPP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