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焦小平）：尊敬的郝平书记、厉以宁老师，大家上午好，我是财政部的焦小平，非常荣幸能作为本次大会的主持人。财政部和北京大学今天联合主办，由财政部PPP中心、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承办，引领新常态、创新PPP发展理论与实践高层对话暨北京大学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研究中心成立大会，现在开始。

 

 

　　自2013年底，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财政部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在公共领域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改革，通过近四年的改革实践，我们只有坚持新发展理念，抓住供给侧改革的主线，中国全面改革的制度红利会再次让中国的GDP焕发勃勃生机，而且我们的经济会走上更坚实、更高的路上。虽然我觉得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我们为了提升改革发展的水平，我们必须要用四个自信来指导和引领今天的改革。我想今天财政部和北京大学联合成立PPP中心，就是希望通过政府、社会、市场的力量，能让PPP这个机制更加的坚实、更加丰富。

 

 

　　下面我介绍今天本次大会的主要领导和嘉宾，首先是我们国家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老师；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先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嘉宾还有财政部金融司董德刚副司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主任孙祁祥；国务院参事李齐云先生，以及一行三会、行业厅局等部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世界银行等组织，国内知名高校和社会金融资本的嘉宾，我代表主办方对各位嘉宾和领导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

 

 

　　今天的会议日程包括四项：第一项由史耀斌副部长和郝平书记做领导致辞，第二部分是北京大学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研究中心揭牌仪式，第三项是四位嘉宾做主旨发言。下午的时候还有两个专业的论坛。

 

 

　　首先，有请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先生致辞。

　　史耀斌：尊敬的厉以宁老师、尊敬的郝平书记、尊敬的李扬院长、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我非常高兴在这秋色的季节和大家相聚在北京大学参加“引领新常态创新PPP发展理论与实践高层对话暨北京大学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研究中心”成立的会议。首先我谨代表财政部对各位代表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对我国PPP改革事业的发展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本次大会的召开和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的成立致以衷心的祝贺。我也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以下三点观点：

 

 

　　一、PPP改革的成效明显

 

 

　　自从2013年年底以来，财政部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会同相关部门在公共服务领域统筹推进PPP改革，积极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精神，放宽准入，打破垄断，引进竞争，鼓励创新，丰富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渠道和方式，提高了供给的质量和效益。把PPP的模式由过去简单的作为政府的一种投融资手段全面完善提升为一项公共服务供给市场社会化的体制机制变革，实现了物有所值的目标，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PPP改革促进了行政、财政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在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也进行了积极、进取的先行先试的探索。经过近4年的改革创新，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一套包括法律、政策、指南、合同、标准在内的五位一体的制度体系，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和机构，推动了三批全国的示范项目，初步建立了一个统一的PPP大市场。截至2017年7月底，根据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的统计，全国已经签约落地的PPP项目投资3.4万亿元人民币，覆盖了19个领域，这些项目绝大部分是基础延伸项目。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PPP市场，中国的改革实践丰富了全球PPP发展的经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市场机制释放国内增加发展的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升级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我们大家也都非常清楚，实际上PPP的改革是始发于英国，首先是在欧洲和北美等地逐渐开展起来，而且开展的已经有几十年的历程，但是真正的发展壮大、发展迅速、我自己感觉到还是在中国，特别是从2013年年底以来。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的PPP改革或者叫PPP的这项项目的进展能力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公认。我们在和欧洲的交往中包括在世界银行、都和他们共同举办过国际研讨会，交流过经验，而且探讨过一些非常务实的推进PPP的改革措施，他们都对中国的PPP改革进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希望和中国共同交流、共同探索PPP改革今后向前发展的一些措施和理论。

 

 

　　那么中国的这些创新成果已经开始会联合国的机构、世界银行、金砖机制、APEC等国际组织应用和推广，为全球的经济贡献了中国的智慧。这次刚刚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时候其中有，在我们很多成果里边其中就有一项就是在金砖国家来推进PPP的合作，同时我们还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来研究设立PPP的项目的基金，来共同推进金砖国家在PPP方面的合作和推进的进程，这个已经在习主席讲话里边和在厦门的会晤宣言里面都已经列示出来了。所以我们希望PPP的模式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中能够发挥积极的推进作用。

 

 

　　二、规范发展是关键

 

 

　　在PPP的改革进程中，特别是在PPP市场快速发展的阶段，粗放发展模式的一些毛病，比如说重数量不重质量、重速度不重风险防控等问题也有所暴露，具体来讲比如说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快上多上项目，固化了支持责任，一些地方政府对财政支出的责任把关不严流于形式，虚化支持了上限，一些项目参与方不愿承担运营风险，淡化泛化内容。一些地方政府将纯商业项目包装成PPP项目等等，这些不规范的问题不仅扰乱了市场的市场秩序，而且也引起了一些新的财政金融风险，我们必须要予以高度重视，要予以防范。规范发展、防控风险和持续发展是当前PPP市场建设工作的重点，我们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思想的导向和行动的指南，扎实规范做好基础工作。

 

 

　　一是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准确的理解PPP改革的科学内涵，不能把PPP作为政府的一种新的融资手段，要把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防控风险放在首位。

 

 

　　二是要加大对违法违规项目的处理和曝光的力度，维护市场的秩序，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来稳定社会投资预期。

 

 

　　三是要抓好实施方案的编制，物有所值的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公平采购、合同管理、绩效付费等关键节点的工作来把好关子，切实解决PPP泛化的问题。

 

 

　　四是加强信息的公开力度细化披露内容让项目在阳光下运行，来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

 

 

　　三、加强PPP改革四个自信的建设

 

 

　　我前面讲过，我们PPP改革的实践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取得了很多的成效，但是我们都认为这是阶段性的成果，对照四个自信的要求我们在文化、理论、制度、建设等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有很多的短板要补上，特别是在理论和文化的建设上。我们大家都知道PPP改革是一项综合性的改革，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特别是需要学术界的参与。北京大学是我们国家具有悠久改革创新传统的一流大学，学科齐全，走在诸多学术的领域前沿，也是世界著名的综合性大学，那么这次财政部与北京大学建立部校的合作机制，成立PPP研究中心我们就是要实现北大的学术资源和财政部的改革实践资源的优势互补，全面加强PPP改革的实践、理论、制度和文化研究，提升PPP的改革发展水平，实现知行合一、合作共赢。

 

 

　　我们衷心希望通过双方的合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一是在北大能够建立起全球一流的PPP基础理论研究平台，来搭建PPP的学术联盟，引领理论研究。二是整合政府学术市场资源，加强制度的建设，为改革的发展献计献策。三是加大宣传培训，加快PPP改革的人才培养。四是加强中国经验的总结和输出，落实“一带一路”的倡议，支持中国的企业走出去。

 

 

　　各位嘉宾，“知天下之事者在人才”,我相信北大PPP研究中心的成立将会进一步汇聚各方的英才智慧来加快推进中国政府和社会资本改革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建设。

 

 

　　最后预祝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也祝北大PPP研究中心不负众望，砥砺前行，取得更好的成果，同时明天是教师节，我也想借这个机会祝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谢谢大家！

 

 

　　主持人（焦小平）：谢谢史部长经典的致辞，在这里提出了我们面临四个自信的实践，虽然我们中国在PPP的道路市场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我想还是有很多要列举的，和北京大学一起按照四个自信建设的要求，全面提升PPP改革的足迹。下面有请北京大学郝平书记致辞。

 

 

　　郝平：尊敬的厉以宁先生、史耀斌副部长、李扬副院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嘉宾、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我们在这个时间里举行这样一次非常重要的活动，昨天北京大学举行了有80名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的入学大会，下午还召开了庆祝教师节的教师表彰大会。明天是第33个教师节，所以我借这个机会代表学校向广大教师还有北大校外的嘉宾教师表示节日的祝贺。在这个节日里和这个学期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办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我也想代表北京大学热烈欢迎大家来到燕园参加这次大会，在此我向支持北京大学的政府、社会资本研究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崇高的敬意！向这次的联合国代表、世界银行组织的专家，以及为中心的成立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通过推进政府建设和治理创新，大力深化改革开放，注重保障和改革民生，强化创新引领等方式，进一步增强了综合国力。显著改善民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实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前提下，党中央在公共服务领域全面推进了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为中心的改革，我们叫PPP,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一项有益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治理创新，是助力社会资本之间的连接器、转换器和助推器。更是我国财经经济改革的重要抓手和实施理念，不仅服务于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战略，也服务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一带一路”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和“一带一路”与国家战略的基础上，北大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在创新改革中应当扮演示范的角色。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北京大学应当如何契合时代的需求，担当时代的责任，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今年5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就高校的发展方向和建设目标发表了重要讲话。总书记特别指出，“要打破高校和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将实际工作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引进高校”.为此，北大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和战略部署，把学校的学科建设与中央的工作实践有效的结合。今天我们与财政部共同设立北京大学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研究中心，就是打破高校和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响应国家各项战略部署，实现创新价格，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

 

 

　　我们认为北京大学首先应当秉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继续关注起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理念创新的新举措，带动与社会资本合作、领军企业的研究，将众多的社会资本合作，有影响力的专家和高校联合起来，共同推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其次，随着财政部还有其他国家部委出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相关的文件，都可以看出很多契合时代需求的观念转变，比如政府由管理者向监督者、合作者转变。公共产品与服务由政府提供向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供给改变，公共产品与服务由供给不足向有效供给转变等等。因此北京大学要紧跟时代的脉络，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研究和发展的同时，把握好改革与法治双轮驱动的新局面，以经济为发展引擎，防范风险，确保PPP长期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设立北京大学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研究中心是当前背景下对时代需求的回应，是当前形势下助力社会进步的努力做法，是党和国家集中精力和加快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重要的举措，是北大支持国家战略具体的工作体现。北京大学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研究中心将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在雄安新区设立研究基地，中心将在国内联合各高校共同发起设立，中国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学术研讨，并以此为核心组织，组织全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论坛。中心讲作为校际的平台，整合法学院、光华管理学员、国家发展研究院、政府管理学院、外部院系的科研人员，充分发挥参与各方的优势资源，实行市场化运作，学校将全面支持中心的各项工作。打造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研究机构，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治理支持。

 

 

　　在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我们期待大家以此次成立大会为契机，充分交流、深入探讨，共同打造中国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学术高地。

 

 

　　最后，再次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大学参加本次会议，感谢大家对北京大学的关心、厚爱与支持，谢谢大家。

 

 

　　主持人（焦小平）：谢谢郝书记的致辞，郝书记的致辞让我感到特别的振奋，第一我想成立了高校学术联盟，在明年将发展全球的论坛，这是中国PPP改革的标志性事件，我们不仅要做全球最大的市场，而且要通过理论的引导做到制度自信和文化的自信。第二郝书记先说了，在雄安成立PPP实验基地，真正高校做到了知行合一，雄安的新制是千年发展，我想利用市场机制在新的城市发展当中非常重要。谢谢郝书记。

 

 

　　下面我们进入会议第二议题，北大PPP研究中心揭幕，请相关领导上台。

　　主持人（焦小平）：现在进入今天上午的第三个议程请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老师做演讲。

 

 

　　厉以宁：我要做演讲的题目是“PPP模式在中国境内的规范化”.

 

 

　　PPP模式在国际上主要是在第二次大战以后才兴起来的，过去发展比较慢，主要是像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战后的修理重建都需要资金，还有美国在这段时间也都利用了PPP使得社会医疗事业得到了很大的改进，究竟PPP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新西兰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当地由于人口稀少、所以很多地方的新城镇开始建设起来了，新城镇建设起来谁出钱？这是个大问题，还有新城市的社会公益事业，比如电厂等等谁投资？这时候他们就采用了PPP模式。

 

 

　　新城市建立还有一个居民住房的问题，居民住房怎么发展起来呢？也采用PPP的模式，就是说由政府出面，先作为基金建立起来，然后吸引民间资本的参加，所以澳大利亚新西兰通常被认为是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PPP的模式发展的比较快，而且比较稳妥的国家，美国它主要在二次大战以后把医疗卫生事业走PPP的形式发展起来，因为这样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是个公益事业，是个准公益事业，一定要通过PPP模式来做。中国也在开始这样做，而且进展很大，但中国的过程中带有一些中国的特色，这些特色形成之后我们来仔细说一下，很可能这里面中国的特色不符合国际上PPP的要求，它有个先试验以后再逐步规范化的过程。我们在一些城市向一些民营企业调查，民营企业为什么不投资到PPP的项目里去呢？他们的回答很简单，我们有顾虑，最大的顾虑在哪里？“如果地方政府换人了，如果哪个部门换人了，我们以前的作废了，要从头开始”他们怕这个。比如地方号召开展一个什么东西或者建一条什么路，讲的挺好，但是领导一换，这批领导下来了，后面的领导不买账，这样的话这个PPP怎么搞？所以这个在有的地方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

 

 

　　还有我们再看地方政府以外还有好多企业也有同样的情况，什么情况呢？对于民间资本或者民营企业参股以后能不能退出，它看到宣传以后进去了，进去以后不是原来那么回事，但是钱已经投了，钱投以后想退出来有没有渠道能够转让出去呢？因为个人的看法不一样，这个在外国是有的，它通过市场来解决，你要卖就有人要买，在第一个阶段投资的效果还没有看出来，有人看着前景很好，有人觉得前景要过一阵才会好，这也是民间资本的顾虑的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在PPP模式中，地方政府能不能用发地方债券的方式来做政府资金，这个是有争议的，争议在什么地方呢？地方政府它做这些发债的工作，它以什么来还？它能够还吗？地方政府违约大于履约，最后民营企业就怕了，最后是不是把整个的负担，赖帐，归到民营企业头上了？这是他们很担心的事情。地方政府发债反而引起民营资本的恐慌，就是因为不规范。它用什么资金来还未来的债？

 

 

　　还有第四个顾虑，第四个顾虑是什么呢？我们在外面调查，他们也懂得一些PPP的常识了，PPP在国外通常分两个阶段：1、建设阶；2、经营阶段；在第1个阶段中它是试验性的，叫建设，所以这个时候企业它愿意投资，因为它看好未来。万一它第1个阶段完了就进入第2个阶段，在国外通常是这样，进入第2个阶段之后政府可以把自己的投资出让一部分，另外在第2个阶段中，重在经营，所以一定还吸引民间资本参加，所以在第2阶段通常改为股份制。但是民营企业跟我反映的情况。

 

 

　　说有两点大的顾虑，1、转到第2阶段改股份制的时候，形势看好，厂也建成了，都盈利了，它不跟民营企业合作，把这个空位拿到国外去招商，请国外资本来投，他们的钱民营企业出的多、出的快，所以民营企业就顾虑，到真正经营的时候我们就没份了，前面建设阶段我们把钱投入了是指望以后经营阶段我们能分到钱，你这样子做我们分不到钱了。所以说政府跟民营企业共患难可以，共安乐就不行了，安乐没有民营企业的份了，全是给国外的好企业了，这是他们第1个顾虑；

 

 

　　第2个顾虑就是假定在第2个P,第一个P是政府，第二个P是企业，它都是国有企业或者国有企业改装过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那么还是因为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的健全必须得公司真正是独立的公司，市场的主体这样才行，如果是光有个民营的法人治理结构，实际上董事会也不起作用，董事会也不开会。这些是他们的顾虑。

 

 

　　正因为有这些顾虑，所以我在一些省市考察的时候，他们说了一些话，这些话很难听，说什么PPP就是骗骗骗，怎么是骗骗骗呢？就是我先讲好话你来投资，民营企业也来投资，不是那么回事了。所以他们有顾虑，这也是中国在PPP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

 

 

　　第二个顾虑，政策如何变，如果国有企业的政策变动，或者主管部门的政策变了，经营团体会好吗？咱们没有规则，以上4个顾虑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的，其中一个问题很重要，中国PPP是有前途的，但一定要规范化。规范化，先有条例，再有法规，再有法律，一定要按步走。到了有法律阶段的时候，这些事情问题是不大的。

 

 

　　PPP对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是有很大帮助的，关键就在现在，公益事业、非公益事业，这个投资的钱，如果来自民间的，人家一定认为是红利，如果是政府，政府是债券式的，将来还不起。在这个问题上，除了规范化以外特别要强调的就是一定要有诚信，没诚信怎么样都发展不起来，经常听人家讲“我们要和企业同甘共苦”这话也不错，同甘共苦这四个字用的不恰当，同甘是同甘，共苦不共苦，同甘靠制度，共苦靠经营。企业自主发展的时候企业有红利，怎么分盘要有制度，是靠制度。共苦就不一样了，如果企业亏损，发不出工资来了，职工要走了，股东要撤股了怎么办？靠制度是没用的。“我就要走，不在你这里了”制度能把你留下吗？制度说要罚款，罚款就罚了，怎么办？共苦靠精神，靠认同，靠共命运的才行。所以我们经常讲PPP在中国是有前途的但要规范化的，要讲诚信。政府用债券来做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不要造成风险。

 

 

　　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结构性的调整，结构性的调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的PPP应当更加适合于规范性的运作，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做出新的成绩。谢谢大家！

 

 

　　主持人（焦小平）：谢谢厉以宁老师，刚才在简短的20分钟里丰富了历史，而且对当前经济发展中的彩蛋也提出了四点非常鲜明的建议。中国的PPP是有前途的，但必须是规范发展的，必须是要讲诚信的。下一位嘉宾有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刘尚希院长做主旨演讲。

 

 

　　刘尚希：尊敬的史副部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这个高层对话。

 

 

　　一进来看到这个主题讲的是引领新常态，创新PPP发展理论与实践。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位。中国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是在国外引进的，在中国不断的创新发展壮大，中国政府重视与社会资本合作，在英文里面简称为PPP.现在我们在日常口吻中也习惯于用PPP来带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其实严格讲，这种代称还是要回到中国的语境下来思考。英文语境下的PPP和中国语境下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还是不一样的，尽管是从国外引进，但是发展创新、发展变化，我们不能在英文语境下的PPP来理解中国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不能等同，就像我们理解市场经济一样，国外的市场经济与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一个东西。

 

 

　　真正要从理论上去深入研究的话，我想首先在语境上要搞对。日常的说法没有问题，严格的从理论上讲，我们不能认为中国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就是国外的PPP,也不能说国外的PPP就是中国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它的内涵、外延，实际上都有相当大的差异。英文里讲的PPP讲的是公与私的概念，中文语境下讲的是政府与社会资本，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你看现实中，我们参与政府的合作很多是国有资本，你能说它是私吗？按照私来建议国有资本不能参与，但现在讲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项目，国有资本是主力军。当然我们现在还要更多的去引导民间资本进来，但即使民间资本进来，也不可能说国有资本就进不来，所以从这点来看，中国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我们可以将英文翻译为PPP,但只是一个意义上的大体的一种转译，严格意义上它不是一码事。所以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我们首先在中国应该有一种调整和改变，在中国的语境下也承当称之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而不是说PPP.

 

 

　　我认为在中文语境下，我们说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简称为政资合作，这个概念更能准确的反映中国的实践。将社会资本这个概念表述，我认为比私的表述更好。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强调社会本位，而社会资本，社会本身包含了公益。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项目都具有公共性，它自然是指向公益的，而不是纯粹的商业化的模式。所以我们讲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意味着参与到这些项目中所有的资本还应该履行社会责任，如果只是追求商业利润甚至追求暴利，这样的资本就不适合称之为社会资本，他也没有真正做具有长期性的所谓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性的合作项目。所以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来解释，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导向、也反映了一种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是采取市场的商业化模式来达到的公共的目的，为老百姓提的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如果背离了这两条，即使和一种融资的模式，那么也贬低了政策合作。

 

 

　　所以对这点，我想首先应该从理论上搞清楚。政策合作本质上是一个治理问题，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治理问题？我想理论上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我们国家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改革的总目标简称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中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我们这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全域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毫无疑问，这里的关键词是治理。治理那就是站在人民立场，领导人民群众去实现共治、共建、共享，这是过去贾平同志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是要实现共享。所以我们也强调了创新发展的理念，里面特别强调要共享。

 

 

　　最重要做到共享，从这个逻辑来倒推，毫无疑问是共建，共建的过程毫无疑问就是共治，没有共治就没有共建，也就谈不上共享。所以从改革的背景下来看，从改革的总目标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来分析，现在政策活动实际上应当是国家治理这个大框架下面的，或者说我们应当放在国家治理这么一个大的框架中来进行分析。离开这个就看不清政资合作。就此而言，政资合作就是一个治理的问题。从实际的角度可以有两个层次来看，我们抓住两个关键词，它就是治理问题，哪两个关键词？合作伙伴，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就是合作伙伴关系。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公共服务。

 

 

　　从一个关键词来讲，可以督促治理的问题，既然是合作伙伴关系，还应当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从这点就可以看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政府的身份就应当明确了。像合作伙伴关系当中政府的身份首先是经营主体，不应该是行政主体，如果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和社会资本合作，那就不是平等的关系。

 

 

　　再回到立法上，如果按照行政主体的身份来搞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必然签的是政府行政合同，一旦签这种合同政府的定位就转变。在这么一种条件下，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就会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这个合同很可能就得不到政府合作。大家看到我们的经济从高度集中的体制下转出来，用行政手段以行政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建设，来推动项目建设，这是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的。所以在计划机制走向市场机制的背景下来看，我们更加要强调这种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转到立法上很自然的就应当强调它是一个民事合同，而不应当是行政合同。

 

 

　　这里就引发出了一个问题，比如说政府特许经营，这就有很大的分歧。那么政资合作是不是政府特许经营呢，或者是不是政府特赦的一个部分或者一种类型呢？我认为不是。政府特许经营实际上还是一种行政许可，行政许可就是我政府说了算。按照政府特许经营的合同你签订的合同只能是行政合同，不可能给社会资本。政府特许经营其实还是一种正面清单的思维，与我们现在强调的负面清单的思维是不吻合的。其实推而广之，在计划体制下我们所有的生产活动全都是政府特许经营，政府不许可你什么都不能办。政府特许经营这里面跟审批是连在一起的，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让政府的身份掰开，在政策合作项目中不能否定政府有行政主体的这种作用，不是单独的针对政策项目，其实是针对所有的建设项目，政府都要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实行一次性的监管。我们所说的政策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是平等的合作关系。在法律关系上就要加以明确，而不能够混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共治。

 

 

　　再从宏观上来看，也就是第二个关键词公共服务。既然是公共服务在供给机制的改革，显然不仅是政府、社会资本两套，还涉及到社会大众。可以以利益相关者的理论来解释，我们更多的还可以从公众性、公共需求这个角度，在我们财政学里也经常谈到的一些概念来解释。从这个角度来看，政资合作是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必须考虑公共服务的需求。老百姓相关的这就是一个共治的问题，很显然这也是一个共治的问题。所以我们都可以追溯政策合作在理论上就是一个共治的问题。

 

 

　　时间关系我不再展开分析了，说错的地方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主持人（焦小平）：刘院长进行改革是有一派的人物，第一个就是走坚定的走中国特色PPP改革之路，对西方的消化吸收必须根据我们的国情根据当前的发展水平提出治国之路，也就是按照道路、制度到理论文化的自信。第二个问题刘院长一直提到，PPP在发展中国家首先是个治理问题，治理问题解决不了，管理就是难题，治理提出来第一从社会治理层面如何正确的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共享、共建、共治的一个理念，第二个是从经济方面提出，政府我想是双重责任，第一是公共服务的供给，第二社会的监管。但在PPP领域首先是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的改革，所以在这里面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和社会资本的关系先是一种平等的民商关系，是甲方乙方的关系，我们不能把经济关系和社会资本混为一体，尤其PPP条例最大的问题甚至扯不清的问题，政府责任和经济义务的问题，我想这些东西刘院长这些观点真的是非常好的

 

 

　　下面有请国家金融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先生做主旨演讲。

　　李扬：尊敬的史部长、刘院长、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参加这样一个会，尤其荣幸我确实被选为这个中心的顾问，北京大学的事我们参与了非常多，每一次都是感到非常荣幸。

 

 

　　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讨论一下PPP的认识，我的题目是重要的是体制机制创新。

 

 

　　大家知道PPP从世界范围来说将近百年，从中国来说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在中国最近几年PPP大行其道，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有密切的关系，这个所谓的新阶段就是说经过40年的高强度的发展，中国目前就投资领域来说纯私人产品基本上不存在了，我们建投现在要面对着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大量得有准公益性的产业，这个时候就必须讨论我们原来是泾渭分明的公部门和私部门之间的关系，而PPP是解决这个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

 

 

　　刚刚史部长已经列举了我们这几年取得的成绩，确实成绩非常大，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问题，刚刚厉教授说了4个问题，从我的角度来看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

 

 

　　一、我们这个P,第二个P太小了，从财政部公布的数字来看，这个情况来看，大概不到10%,说实话没有第二个P,这个PPP存在的价值是很小的。刚刚尚希在说，在国内企业，那个说实在的，现在在英语的定义中是一般阵容，所以它的参与不能算PPP中的第二个P,这一点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我们本来是想吸引社会资本的，结果它不来，它自己在这儿，一般政府各个不同的部门之间互相合作，这里头没有。

 

 

　　第二个问题中国特色很深刻，大家知道今年7月15号召开了一个全国金融工作会，金融工作会上，习主席说到我们当下的问题就是债务过高的问题，债务过高的问题点了两个部门，一个部门国企债务过高，部分国企债务严重。第2个问题地方政府债务过高；地方政府融资已经搞了一段时间了，以2015年为一个界限，对过去的影响。到2015年之后出现了很多新德兴市，形势有4,其中一个就是PPP,用PPP之名行增加地方政府债务之实。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非常赞同史部长说的这个问题要研究，这个问题现在非常的紧迫，因为它今后在我看来，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可能投资的主体在这个领域，但是如果很多问题不搞清楚，就这么下来的话，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今天借这个短短的机会有三个看法同大家来分享：

 

 

　　1、要说理论，树起自信如此之大不把理论说清楚是不行的，理论是什么呢？最大的理论我们经济学里经济理论分两类，一类是公部门的，一类是私部门的，过去说公私泾渭分明，公部门的财政去解决，用的是税收这样一套强制的体制满足公共需求。私部门按市场交易，权责利益和成本相对。那么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个世界从来也都不是公私分明的，随着时间的推进公私融合是一个问题，哪个事情完全是公部门的，哪个完全是私部门的，哪个完全是影响大家的，哪个只是影响自己的？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少，所以需要在理论上来说，目前使得公私泾渭分明的那样一些事如今发生了变化。

 

 

　　那么使得公私泾渭分明的事主要是哪几个字呢？三个，自然垄断、公共性、外部性。现在财政也还是这样，财政之存在是因为生活中有很多是自然垄断的，这时候交给私部门做就会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由于它是公共性的，公共性当然是要由公共的资金去做不能交给私人。第三有很多外部性，因为有外溢的正效应和负效应，无论正效应还是负效应，它的私人的投资，特别是付费和定价的机制都不可能完全反映它的对立性，我们说经济学最主要的就是对称，对称不能反映了。所以它过去错是这样泾渭分明的一种形势，但是如今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其实一个是体制变化，一个是技术变化。

 

 

　　我们先看自然垄断，现在自然垄断确实也还存在，但是对自然垄断的处置，可以分开来，可以在这样一个领域可以是资本定义，也可以经营这些进入，可以部分的进入，也可以委托或者承包去进入，也就是说它的产权和它的经营是可以分离的，这一分离的话就产生了无穷多的PPP的方式。

 

 

　　第二个公共性，公共性过去最典型的，我的受教育经历中有一个阶段学经济学，一个学财政学，财政学一开始就说的灯塔，但是现实中像灯塔这种纯公共品现在还找不出可以分解的因素，其实是很少的。尤其是现在技术水平的提高，铺需求的弹性增大了，特别是技术的发展，排除性量化技术的出现。我们过去说在公共问题中因为它的效益和它的成本不太对应，下来可以了，很多东西都可以对应到每一个人。这样的机制出现使得我们公共性也可以分解，我们可以准确的识别这样传统意义上的公共产品谁享受了，谁应当为此付多少钱。所以这样的领域，这样的话我们原来的公共领域一下就打开了。我们知道从我研究所及，我知道，比如像美国很早监狱就可以交由私人资本去经营，监狱在任何教科书中都是纯公共品，但是它也是可以交由私人资本去经营的，而且经营的还不错。

 

 

　　第三个外部性，其实它和公共性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又不太抢手，很多有外部性，正外部效应的东西通常都认为应当由政府来提供，由私人提供有可能供应不足，那么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可以把它分解出来，这样一些东西确实是正外部效应的东西，它的生产、它的消费是可以分开的，生产的环节，中间有经营的环节，消费的环节是可以单独去处置的，由于可以单独处置就有了PPP进入的可能。所以我觉得理论上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这几个进展，纯公共品、纯私人品很少，大量的都是公共的和私人的搅在一起，过去分别不清楚，所以一下子就交给政府做了，或者一下交给市场做了，现在由于技术上能分清楚了，所以PPP它的适用环节、适用的领域越来越宽了。

 

 

　　我们简单的说对PPP的理解；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任何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儿童构建的公共部门与私部门之间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关系都可视为PPP模式。这是一个广义的，我们政府定义的是差异的PPP,根据它承担的风险、公私责任等等我们可以分出非常多的亚理解，我们知道它是广普，可以合作，合作的程度、合作的长度、合作的领域不同就有不同的PPP.我觉得先要做这样一个分别好好去做事。

 

 

　　如果再从机构上它的实施载体上可以有机构也可以有契约，大量的契约。

 

 

　　二、我们沿着这个思路，既然是这样的几种情况你就会发现，很多关于PPP的定义，而且常常不相同。

 

 

　　世界银行的定义，04年的定义，从广义上说，PPP是私人部门和政府机构间就提供公共资产或公共服务签订的长期合同，而私人部门须承担重大风险和管理责任。在它的财殚力我们看PPP的形式是非常多的，其实它包括像在我们PPP菜单立德租赁、专营、民间主动融资这些东西是都包含的，它是广普的概念，因合作的时间不同、层面不同、特点不同而不同。

 

 

　　OECD的定义，是政府部门与一个或多个私人部门达成的协议，根据协议，私人部门通过公共部门提供服务目标语私人部门盈利目标结成联盟的形式提供服务，而联盟的有效性迤逦于是否向私人部门转移了足够的风险。大家注意，我们在讲PPP的时候，特别在向私人部门推销PPP的时候我们很少说风险，大家注意国际组织关于PPP的定义首先把风险说出来，而且说是向私人部门转移风险，你之所以能够获益是因为你承担了风险，风险获益是对应的，这一点不要遮掩，如果遮掩的话就看不清PPP的主要的含义了。在OECD的定义里PPP是介于传统的私人采购和政府化之间，这么大的范围都在它定义的范围之内，也不同于特许经营，只有将风险充分的转移到私人部门，才可能有效提高提供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在他们看来特许经营和PPP要区别开来。

 

 

　　我们看亚洲开发银行的定义，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实体之间可能建立的一系列的合作伙伴关系，基本类型有6个，1、服务合同；2、管理合同；3、租赁或特许租赁合同；4、特许权；5、BOT这些类似安排。6、合资企业。在他们的定义中合资企业也是PPP的一种。

 

 

　　联合国定义，私人%和公共部门通过受法律约束的合同或其他机制，同意分担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运营及管理责任，合作建立在合作各方的专长之上，通过合理分配资源、风险、责任和报酬，满足定义明确的公众需求。这个也有很多的分类，从产权意义上、从运营特征上有四类、五类之分。

 

 

　　欧盟的定义，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为了确保基础设施的融资、建设、翻新、经营和维护或服务的提供而进行的合作。它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定义。

 

 

　　那好，我们看看中国的情况，中国一共有三个定义，一个是财政部的定义。14年，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首先我们限定了一个领域，不像刚刚国内组织就说政府和私人部门合作就是PPP,而我们的定义是在这个领域，一种长期合作关系。通常模式是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投资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管，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这是财政部的定义，显然财政部的定义和国际组织定义比较的话只定义了国际组织定义中的一类。

 

 

　　发改委定义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指政府为增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提高供给效率，通过特许经营、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与社会资本建立的利益共享、风险分担及长期合作关系。大家注意它的定义是说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

 

 

　　三部委定义，政府和刷资本合作模式是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大创新，即政府采取竞争性方式择优选择具有投资、运营管理能力的社会资本，双方按照平等协商原则订立合同，明确权责利关系，由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政府依据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结果向刷资本支付相应对价，这个词用的比较专业，保证社会资本获得合理收益。我们看到三部委的定义比较多的延续了发改委的定义。

 

 

　　比较一下，我国的这些定义和国际组织的定义有两个重大差别，一是对风险的强调，我们的定义中只是有的不说风险，有的说了风险只是一个非常意念性的说法，而在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纯粹的这种以私人资本为主的市场经济国家，对风险的转移是极为强调的，因为风险是给予这样很高的位置，收益就有了根据，因为它的收益是根据它要承担的风险而获得的，这是一个差别。

 

 

　　第二个差别，我们的动因是要筹资，今天咱们把PPP说的非常多的功能，骨子里是没钱或者说债务过高，希望通过这种办法筹钱或者降低债务，动因不同，所以对于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效率等其实给了很少的关注。

 

 

　　那么差别在哪里呢？有这么个差别，差别在于基础的经济体制，我们刚刚说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放在前面是作为我们的根本，公有制为基础，所以我们所有事情是从公往私推，我们说国际组织和其他的定义是从私往公推。我们现在专注私营部门，民营资本、社会资本，这些定义比较含糊。所以一个是从公出发，着眼于提高公的效率，一个从私出发，着眼于增加社会公共服务的公益。这就造成了我们定义的差别。从而也就造成了我们运营机制的差别，也造成了结果的差别。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必须注意，我们是从公有制，是来解决公有制不足去推的PPP.

 

 

　　三、好，在这个基础上我简单概括一下我们需要做的研究，需要探讨的问题。前面说了之后就知道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了：

 

 

　　1、推行PPP重在创新公共产品的提供模式，而不能重在筹资。我们现在各地在推这个东西可以说主要是为了投资的，最近PPP受到青睐也还是因为地方融资平台搞不下去了，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过高，过重，还不了，搞一点私人资本、社会资本进来，来解决政府或者地方政府的资金不足问题，这应该是一个目的，但是不能成为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我们是通过引进社会资本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从而能够有效的增加公共服务的供应，满足我们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这个我觉得是重点的，我们应当致力于通过引进民间资本，改变传统体制的约束，激励机制和服务，提高运营效率，进而整体把扩展投资和服务的覆盖范围，降低服务价格，改善服务质量，提高社会资金进入。

 

 

　　2、为了使PPP能够顺利推进，我们还需要做一个周边性的事情，价格的事情，现在很多PPP项目之所以不能够有可持续的现金流，不具有商业可持续性，所以使得各种资本望而却步，就是因为赚不了钱，赚不了钱的原因是因为定价或者收费体系不合理，我们的定价的收费体系是按照传统的公部门的逻辑来制订的。所以我们过去价格标准是由政府从社会弗里德角度制订，存在人为低估的成分，因此要让这些成本有商业的盈利，就存在另外一个问题，最低收入者会临时受损，所以我们观察很多国家推行PPP的时候会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亲贫制度安排，我们现在讲精准扶贫关键就是亲贫。不做研究的人可能不太熟，其实这个在我们扶贫减贫领域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认识、基本的制度了。这方面是可以做到的。

 

 

　　3、确保公平竞争；我们的情况基本上是说政府搞了一个东西搞不下去或者钱还不了了，请社会资本过来，过来之后已经有一个存在叫做在位企业，它有垄断的地位，它有竞争的优势，它可以用一种歧视性的手段对待新进入者，这时候理论上说要加强《反垄断法》的执行力度，监管部门着力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接入政策特别是接入定价问题，二是网络租借或者网间互联互通问题，三是普遍服务于交叉补贴问题。这些问题不想清楚它怎么进来？

 

 

　　4、我呼应一下厉以宁教授的说法，政府承诺要可信，不能把PPP搞成骗骗骗，那我们还搞什么呢？承诺的可信性及政策稳定性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所有的事情必须政府率先做，大家注意这次在金融工作会上，说要控制地方融资，控制地方借钱，别的办法都没有用了，最后搞了一个乌纱帽，终身追究，谁还敢借钱、谁还敢乱借钱，这就是中国特色，但是是必须解决的，如果说政府的诚信问题、政策的稳定性不能解决的话，我们PPP就挺难顺利的去推行，这里面要点有4个，一是产权保护，去年11月5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产权保护的意见，这个意见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已经有了，关键是要执行。第二是政府要有诚信记录，这样使得可预见，投资是个不确定的，不怕风险就怕不确定，要有确定的预期。3是约束制度，政府如果赖帐要有强制的约束机制，这样才能使得中间的利益能够放心，整个PPP才会顺利的推行。我就讲这些，谢谢！

 

 

　　主持人（焦小平）：李理事长从两个问题的提出，从这当中不难看出中国PPP的异化是有历史发展渊源的。特别是李扬理事长提出的金融工作会议上，我想有四点工作。第一点就是PPP这次在共享体制机制中，认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多是以市场提质增效，加强发展的活力。第二点，PPP如果商业模式要成功，就是两个现金流，一个是来自市场的现金流，一个是来自政府资源和补贴的现金流。所以市场付费是关键。第三是公平的竞争，我们当时做PPP的企业必须有投资、运营、建设的能力，或者是综合体才能做PPP,不要搞一个就可以了。第四，我们觉得关于法治问题、诚信问题、稳定、投资预期的问题，我想PPP是个大的投入。谢谢李扬理事长。

 

 

　　下面有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主任孙祁祥做主旨发言。

　　孙祁祥：尊敬的史部长、李扬院长、刘尚希院长，各位嘉宾、专家学者、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可以说一句话，英杰交流中心真的是高朋满座，而且今天是9月9号，九在中国传统文化是极阳之数，双九更是寓意深厚。我们是借着这样一个吉祥的日子，在这里隆重举行财政部和北京大学联合设立的北京大学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研究中心，以及这样的一个高层对话会。我今天的身份应该说跟前面的三位主旨演讲嘉宾有一点不同，是因为我还是作为中心的主任，而且承办单位之一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所以我实际上是有双重身份，代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PPP研究中心，向出席今天会议的各位领导、嘉宾、专家学者们表示最诚挚的欢迎和感谢。

 

 

　　在前面成立的环节，史部长和郝书记讲到了我们的中心成立的意义，从非常高的高度讲到了为什么要在北大设立PPP研究中心，这个意义讲得非常透彻了。而且给我们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史部长财政部这边是非常非常支持的，史部长昨天晚上才从外地出差赶回来，今天财政部也来了很多的领导和学者。北大这边我们郝书记对这个中心极其重视，北大就这么短短的时间里，我们各个职能部门全力配合，我们有今天这样一个非常高层的研讨会。这个会议跟其他的会议不一样，我们每年都要开很多的国际国内的会议，但是有一点，邀请嘉宾完了以后底下的听众都容易过来，比如在北大举办很多的会议有很多的学生和老师，我们这里最多是容纳380人，虽然大家的热情很高涨，我其实感到特别的遗憾。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在9月9号这天，我们中心成立了，我们会好好的按照财政部的领导和北京大学领导刚刚提出的要求，来做好这个中心的工作。同时我也感谢刚刚很多的专家学者，包括杨院长、刘尚希院长也说到，我们请到厉以宁先生，发出邀请后厉以宁先生非常支持这个中心跟我们的工作。所以再次向所有的来参加我们PPP工作的，或者说整个组织架构设立过程中给予我们支持的朋友们、领导和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刚才在听史部长、郝书记，以及前面三位专家的演讲，我特别的赞同，也受益匪浅。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也就PPP这个问题讲一些自己的思考。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讲：

 

　　一，理解和认识PPP的三个视角；

 

　　二，从社保体制改革的角度看PPP;

 

　　三，从商业保险资金运用的角度看PPP;

 

　　四，我们北大PPP中心主要的任务和责任。

 

 

　　刚才几位主旨演讲嘉宾，包括我们史部长在最先谈到PPP的这些很多的相关问题的时候，提出了非常多的好的一些研究的思路，跟一些问题，包括厉以宁老师讲到了PPP的起源以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概念的问题、内涵、外延、发展的历程、国际比较，到底怎么去发展，这真的是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研究。

 

 

　　那么，我们在谈PPP的时候，很多人说PPP不就是从国外，英文本身来讲是政府与私人的资本的合作。但是到了我们这边会谈到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刚才刘尚希院长讲到，我觉得可能会解释很多人疑惑的问题。如果你关注在P的话，它本身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讲到的私人资本的概念，我们现在有很多企业参与了PPP的投资和建设。那么到底什么是PPP呢？我曾经跟有些人聊的时候，他说PPP实际上就是一个升级版。所以简单来说很多人说从一个筹资的角度来认识PPP,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和奇怪的。因为我们从国外看这个概念的时候，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英国搞PPP的时候，最出讲的英文就是PFI,是说的这个，肯定是私人的资本在这方面的投资项目。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从这个角度，从筹资的角度来认识PPP没有错。但是我们再放开一点看这个，大家都知道马克思著名的论断，如果我们必须等待积累使资本增长的话，直到今天也不可能，但是通过股份公司转瞬间就可以把这个事情成。我们从筹资的角度来看股份制没有错，股份制首要的功能是筹资。但是如果仅仅从筹资的角度来看股份制，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窄。因为这样的话就可能忽略了股份制本身所具有的对于企业的治理、对社会的治理，甚至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因为有人曾经说过股份制是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所以我觉得PPP恐怕也是这样的。我想跟大家来研究探讨，是不是可以有三个视角来看。

 

 

　　从微观的视角来看，政府与私人资本也罢，这是从国外来看。在国内与社会资本合作也罢，在公共领域里面双方来共同提供公共产品的一种模式，或者说筹资模式也好、管理模式也好，所以这样来理解我觉得是一个微观的视角。

 

 

　　如果从产业、从中观的角度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实际上它讲的就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问题，刚才李扬院长讲到，我们其实所有的领域里面，你是纯粹的私和纯粹的公是很少的，很多是要相互结合的。也就是说我们十八大以来所强调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实际上是我们一直从经济学的历史发展来看，一直在探讨这样的一个政府与社会，或者说市场机制如何结合的问题。从宏观角度这样来讲，我会说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理念，这三个层次。当然这三个层面不是截然分开的，是理念决定制度创新的方向，制度创新决定有这样的一个投资模式、管理模式的成效。

 

 

　　我简单说一下第二个问题，从社保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PPP.以我的理解，以微观的视角作为管理的模式或筹资的模式，同时是对于产业发展的重大制度创新。我们说来看社保领域，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在七八年以前，我们就在研究在社保领域里面的一个PPP模式的问题。我们也出了一些成果，比如说社保理念当中的养老、医疗等这样的一些领域里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社保领域里面看政府和市场的合作问题，或者说结合的问题，实际上多支柱本身就具有PPP模式的特性，在我们的社保领域里面。所以我觉得我们未来社保领域的改革，一定是给PPP模式做的目标模式。为什么呢？

 

 

　　第一，我们坚持这样一个PPP的模式，也就是政府和市场的结合，多支柱的模式，才能保证制度的可持续性。我们学院郑教授做过一个测算，比如说我们以社会保障领域的养老保险第一支柱作为一个例子来说，现在我们的第一支柱所能给我们提供的养老金的替代率大概是40%多，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再过一段时间，十几年、二十年以后，我们第一支柱替代率会降到20%到22%.如果说合宜的替代率水平是70%,但其实70%也不算太高，那么就至少有50%的差距，这差距由谁弥补呢？必须由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来弥补。所以说如果没有政府机制和市场的补偿，我们可持续性就会遭到挑战。

 

 

　　第二，公平性的目标，我们政府财政的钱有限，所以你不能要求，特别是我们现阶段的发展情况下，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我说我们需要保障民生，但是政府的钱有限，我们不能一直做加法。那如何保证其他民众改善需求的问题，政府也要把有限的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体制要能够保证延续性的同时，就是要通过市场机制来保障第二和第三支柱的发展，同时满足供给侧的目标。

 

 

　　第三，PPP本身这个模式是不能够很好的提升，如果发展好的话政府的管理水平，提升一个机制，样一个可持续性的效率，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需要去保障在社保领域里面多支柱发展的目标的需求，要发展PPP.

 

 

　　当然有一些问题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三个，我简单说一下从商业保险资金运用的角度来看PPP.商业保险本身我们讲到资金量很大，到今年7月份整个保险业的资产现在是突破了16万亿，这16万亿跟我们银行的236个亿简直是小菜一碟了。但是我们跟证券比还不错，证券只有不到6万亿。这么大的一个资金量，我们需要去投资，去满足它保值增值的需要。而保险资金具有一个负债期限长、规模大，而且安全性高的特点。这些特点跟我们社会资本所讲到的PPP的投资项目，政府投资或者说PPP投资10到30年的期限是比较吻合的。同时PPP要以政府的信用为基本的前提，跟保险资金的安全性作为第一要务也很吻合。那保险资金的期限长，需要寻找长期的可投资项目，跟政府社会资本项目的期限长也是很吻合的。我们现在有一个理念，我们16万亿当中寿险资金差不多占82%,寿险资金基本上是比较长期的资金，同时大家可以看一个数字，16万亿虽然不算多，2004年的时候保险资金才突破万亿，首次突破万一用了24年的时间。但是到2007年就突破两万亿，这是才十年的时间，现在16万亿，说明它的体量越来越大。这一点如果我们跟PPP项目能够更好的融合对接的话，我觉得是双赢的过程，当然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也需要去研究。

 

 

　　最后，我想简单说一下我们北京大学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研究中心的研究责任。当然秉持我们北大的原则和信条，就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风气，我们提出来要把中心做成有国际视野、中国理念、学术高度、行业智囊的这么一个中心。

 

 

　　我提出一个“用PPP的定位来承担PPP的使命”,什么叫PPP的定位呢？我这里有一个自己的理解。我说我们要把中心做成一个Platform平台，那么这个平台是政产学联盟平台，是创新理论的研究平台，是科研成果的转化平台，是专业人才的培养平台，也是国际交流的合作平台。第二个P是Provider提供者，我们要提供基础理论、提供政策咨询、提供国际经验、提供中国案例、提供专业人才、提供国际对话。第三个P就是Promoter促进者，我们要促进中国乃至世界PPP理论及实践的发展，要促进政府与市场有效结合推进的探索，我们要促进资源配置最佳方式的实践探索，也要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探索。

 

 

　　所以，我想在财政部和北京大学领导，以及全国各国，我们PPP的专家学者共同的努力下，我们中心会认真的去履行我们应该去履行的责任和义务。我想共同把中国的PPP的理论研究做好，同时也要为世界提供中国的智慧和经验以及方案，谢谢大家。

 

 

　　主持人（焦小平）：今天孙院长从三个视野从产权发展的角度到PPP融资难的问题提出一个16万亿的市场，我想财政部和北大的合作，成立PPP中心刚才孙院长创造性的提出了三个P,中国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说法，中国还有一句话“三人行必有我师”今天会议是财政部和北大，PPP财政界学术界政府的开端，希望通过这次会议的召开使PPP发展的越来越好。我的主持到此结束了，下面进入专题论坛阶段。

 

 

　　主题：服务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能力建设，推动PPP理论创新与升华

 

 

　　主持人（刘怡）：各位代表，谢谢大家的参与，我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参加第一个对话的嘉宾，他们是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董德刚；浙江财经大学原校长王俊豪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周志忍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邓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宁琦。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到这个环节是专家发表个人的高见。这一环节的主题是服务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这样一种能力的建设，推动PPP理论创新和升华，先请嘉宾发表他们的观点之后我们再讨论。首先请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董德刚先生发表观点，大家都清楚金融司是在PPP的政策方面是一个管理者，我们首先请董司长讲一讲他对PPP的管理方面的一些思考以及下一个工作的考虑。

 

 

　　董德刚：谢谢刘老师，我也很荣幸参加北大PPP中心的成立大会，也很高兴参加这个对话活动。我们财政部是按照国务院工作的分工是负责公共服务领域的片头，PPP发展的工作。应该说我们把PPP这项工作来讲没有简单的当成投融资的工具，而是把它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考虑的，也是一个体制机制的变革，我们讲不仅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是财政职能的转变。应该说我们在13年底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了，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我们财政部也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理念的倡导、制度的建设包括一些政策的支持，项目示范包括基金设立等等各个方面，应该说在推动PPP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我们三年多从中国PPP来讲经历过三个阶段，一个是启动阶段，就是说这个阶段主要是宣传、鼓动、培训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加快落地的阶段，这个阶段来讲是通过项目示范、通过综合项目部各地的努力，中国的PPP应该说快速的成长而且落地也很多。第三个阶段是目前2016年开始按照中央要求进入到一个规范的阶段。为什么要规范呢？因为我们说从PPP本身来讲，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我这里有个数据，到今年7月底全国综合信息平台PPP入库的项目能达到13599个，总量达到16.6万亿，应该说是非常的可观的，目前在国际上讲都引起世界的惊叹，可以这么讲。另外各方面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部委包括高校、研究机构和相关研究人员，对PPP目前存在的问题也有大量的研究或者分析包括向上面的反映，我们也都了解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发展的过程中按照中央的要求，特别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要求来讲，今年财政部也是把规范发展作为今年工作的重点。

 

 

　　“规范发展”今年做的主要工作就包括我们要求还是要做好示范项目的筛选工作，通过示范项目规范的示范来带动PPP的健康发展，另外一个我们也出台了相关的文件，包括今年的50号文，五部委发布的，我们对PPP发展当中有5个“不得”,要求地方财政不得承诺回购本金，不得承诺承担损失，不得发债负债等等，都有明确的要求，为什么说“不得”呢？有的老师讲，我们其实对风险来讲，我们开始就没有放到重要的地位。包括总书记经济工作会议说的非常深刻，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社会机构也好、企业也好，存在着财政兜底的幻觉，这个非常重要。一提跟政府做这些东西，我们当时文件也讲了，包括我们要打破两个幻觉，第一个幻觉PPP的风险就是在社会金融上不会在政府这一块，不会成为政府的风险。第二个打破下级财政对上级财政兜底的幻觉，这两个幻觉一定要打破，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在防风险过程中，我们专门了召开了一些专题会，包括也主动的化解存量债的问题，这是防风险的主要工作。

 

 

　　第二项工作我们觉得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方面，这一块也是特别多的增加政府，怎么拉动民间投资推进民营企业发展这块，我们财政部来讲，目前在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这两个民营企业参与比较成熟的领域实心了全面实施和强制识别。

 

 

　　另外我们也发文要求各地财政要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地位，凡是对于民营企业参与PPP给予歧视的项目都不能给予财政支持。另外我们在安排奖补资金的时候也给予很重要的支持，包括今年第四批示范项目筛选过程中也准备把民营企业的发展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第三项工作也是今年工作的重点，推进重点领域我们讲幸福产业的发展，这一块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短板也是公共服务跟老百姓密切相关的领域，包括养老、教育、文化、体育、健康、服务这些领域的PPP的工作，这些工作，因为这些领域发展相对来说是比较滞后的，我们主要是在于会同有关方面发布一些指导意见，特别是在明确实施路径、创新支持方式方面做一些工作。

 

 

　　还有其他几个方面简单点一下题包括破解融资难题问题，包括主办单位中国1800亿的PPP引导基金，财政部作为发起方，另外我们也跟人民银行、证监会出台PPP项目证券化的通知这些方面。我们下一步也想在政策保障方面，包括厉老师讲的法律先行，条例制订方面在实践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另外在税收方面特别现在很多社会资本方也提出在转让过程中出现纳税的问题，将来在财政方面要给予一些（政策），在税收上进一步的规范，来促进PPP的发展。另外在财政政策方面，下一步防风险方面也是我们重点的工作，包括研控财政公共支出10%的红线，推进PPP底线方面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这是我把工作跟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先讲了一下，我觉得我们三年多来的改革成效和经验应该说已经超出了预期，有很多人分析在对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方面都做出了贡献，我倒是觉得应该说在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贡献是最大的，政治建设我们是搭出了一整套的路径比较明确，流程比较清晰，要求可控的制度体系，PPP建设过程中建立了法规、政策、合同范本等等，加快政治职能的转变和法制建设，我觉得对中国制度方面的贡献。

 

 

　　第二经济建设的贡献，目前来讲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建立起了一个全国统一得大市场，围绕政府和市场关系，PPP改革的核心问题，贡献了提质增效，内升动力，风险防控的方案等等，仅仅是创新驱动的战略，特别是树立起财税体制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有效结合的良好示范，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我想，提升了中国PPP的文化自信，为全球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的力量。我们中国PPP发展目前来看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已经在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们到今年7月底全国目前的落地项目已经达到2111个了，总的投资额已经达到3.4万亿，应该说非常快，我觉得和全世界加起来的三年都没有中国一个国家的规模大。国际社会目前来看我们跟国际合作也是非常频繁和广泛的，他们也希望听到，特别是世行、亚行包括英国、法国这些合作也很多，国际社会也期待听到中国的声音，看到中国的方案。我认为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PPP平等合作、信息公开、物有所值、提质增效、防范风险、分担全生命周期管理这些新内涵可以走出国门把我们的智慧向世界来传播。第二来讲也能够让中国的PPP文化随着政策通、基础设施通、贸易通更好的向外传播，以PPP模式促进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的经济治理，为全球合作贡献中国的智慧。

 

 

　　谢谢！

 

 

　　主持人（刘怡）：谢谢董司长从政策高度给大家这么一个铺垫，下面请王校长，王校长来自于浙江，刚才有专家提到了，整个在platform里只有10%,如何提高platform的份额，请王校长陈述一下它的观点。

 

 

　　王俊豪：我发言的主题是通过制度创新提高民营企业在社会资本中的比重，同时加强政府的有效监管，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为什么发这个言呢？这次发言我还要调研，大家知道PPP在中国发展速度很快，成效也比较大，但是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把民营企业动员起来，所以比重比较小，2016年，根据有关资料，民营企业在社会资本中所占的比重不到1/3,可能有关资料里还会更低，这是很大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民营经济发展在浙江，我到广东进行了调研，调研了民营企业家、地方政府官员、中介机构，我是独立的调研，得到了一些体会，我搜集了一些资料。综合这些资料来看，民营企业搞PPP的时候面临着很多隐性的壁垒，比如说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对民营企业在观念上有瓶颈，存在严重的瓶颈，在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歧视行为。比如许多地方折算官员对民企不放心，觉得国有企业是最放心的，因为它的实力比较强，能够承担责任，亏损了由政府来兜底。但是民企是要赚钱的，假如弄的不好要发生诉讼，民告官，告到法庭上去。民营企业是不是存在风险，我去调研地方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对国有企业是偏好的，对于民营企业，如果项目没有多大的成绩民营企业可以承担，相当多的基层的政府官员就是这种观念上的瓶颈，在项目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是一种公平的竞争。从招投标程序上看是公平的，但实际上并不公平，由政府官员起主导作用，最好是国企的，央企更是重点考虑。所以在这个不公平的竞争下，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产生一种效应，民营企业要通过审批等等制度性的交易成本很大，融资成本很高，这是一个举例。

 

 

　　怎么样消除这个问题我觉得要通过制度创新，制度创新从学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说，制度就是规则，政策制度创新，往往我们的法律法规还有文件等等，这方面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从民营企业角度来说有许多是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而是要重视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等这种机制上的创新，这个在推行中这个因素起到很大的作用，刚才的举例就是这个事情。在这方面我觉得要重视创新。

 

 

　　另一方面要强调从上到下的强制性制度创新，同时也要重视由下到上的制度创新，有许多地方好的做法要在全国推广，比如浙江省，浙江省2006年国家发改委批了一个PPP项目，杭州绍兴台州的铁路项目，450亿的投资额，浙江省政府定下来民营企业占比51%,要确保民营企业的控股权，这样推动民营企业的进入。铁路都可以进入了，其他的项目都可以进入了，我觉得浙江省的做法可以推广，真正把民营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的PPP肯定有发展前景，这是制度创新的重要性问题。

 

 

　　同时制度创新的另外一个内容要加强政府的有效监管，因为民营企业进入以后要赚钱这也是它的动力，怎样规范呢？就需要一个重要的抓手，需要政府的有效监管提高治理能力，当然这方面的内容就比较多了，除了对民营企业的规范以外对国有企业也要规范，国有企业因为是不公平的竞争，所以更要支持民营企业的政府监管。像财政部的领导也讲了，这都是非常好的，必须要推动民营企业的发展。我是专门做政府监管领域的，时间关系只能讲一下PPP过程中加强政府的有效监管提高治理能力非常重要。谢谢！

 

 

　　主持人（刘怡）：谢谢王校长，民营份额的提高的确是要靠制度的推进，下面请政府管理学院的周志忍教授，他讲到引入社会资本之后，政府的投融资会发生变化，这确实会促进各方利益的变化，我们讲到资本进来以后我们要重新改变政府的态度和制度的要求，这种收支制度根本的变化周老师您觉得是什么样的深刻含义呢？讲一讲您的观点。

 

 

　　周志忍：感谢这个机会，在PPP领域我个人感觉我是起了大早赶了晚集，什么意思呢？有一本书叫《民营化与公司伙伴关系》02年人大出版社出版的，那个书是我翻译的，研究的很早，但是后来不太关注，没有写两篇文章，现在成为一个业余爱好者了，不是一个领域的专家了，这是个基本情况，所以我想从一个爱好者的角度谈几个问题：

 

 

　　1、三个P就是公私伙伴关系也叫民营化，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我自己把它分为两大块，我个人感觉，一个政府买，钱政府花的，特许经营之类的，政府花钱提供公共服务的。另外一个是政府向社会提供融资的，这两块。我个人感觉从发达国家来看前面一块政府花的时间比后边的一块大的多得多，应该是政府来是一大块，政府融资是一小块，为什么把这个叫这个呢，和政府财政投入有关。

 

 

　　2、政府跟刷资本合作，特别是从融资意义上讲，我个人感觉国企如果投一些服务领域的项目算不算政府跟社会资本合作？个人感觉未必算，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如果算它跟我们现有的概念可能有点混淆，比如从社会政府、政府跟社会里边，国企属于公立，再一个政府的公有事业单位，自来水公司、环卫队都是政府干的，政府直接从事公共服务，如果公共服务里边企业也算，社会资本就泛化了。第二我觉得类型机制不一样，共有资本国有制企业进入有垄断性特权，可以垄断权力或者垄断地位，还有一个公共资本受市场约束比较少，如果出现亏损跟企业的机制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个人感觉不应该算，如果退一步要算的话，那么也算它是一个区别对待，不要把社会资本、政府跟社会资本，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民间资本混在一块，这两个差别太大了，这是第二个我想说的。

 

 

　　3、政府既然关注社会资本PPP,关注社会民间资本的引入融资，我想研究的问题很多，其实我们研究了很多很深，其实我要强调一点，回归常识，常识是什么？第一资本是逐利的，这是资本的天性，不要去概念它。第二合法合理的，不能弄的公益，最后亏了，就算你牺牲为社会做贡献吧，民营企业以这种方式为社会做公益还不如直接捐钱给公益算了，这样社会上还落一个好。这是第二点制度保障，第三怎么保障合理合法的利润，核心是机制，政府和机制的核心是权利。我翻译了另外一本书叫做《权利共享》，权利共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它占40%的股份或者资本占了40%,50%的发言权，我没有确定性就不妥，因为我没有确定性我搞不清楚，从结果上讲，一个比较好的制度设计，权利共享，结果是什么呢？如果这个项目民营资本投了赢了要赢的明明白白，我的过程很清楚，有权利共享我有参与，不觉得这次赢了是领导开恩，赢的明明白白。如果它输了亏了有风险，感觉三个境界，第一个亏损了心服口服，我算学习了。第二个境界是自认倒霉，怨天不尤人这是第二个境界，第三个境界怨人但是不怨政府的主管。如果说能达到这三个境界，即使他亏了他还有继续投入的积极性，所以我们公私合作才能把盘子做大，而且才有持续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感觉可能不行。我讲的都是大白话，但是怎么落实，什么制度、怎么弄还需要去研究。美国政府93年改革出了一篇文件名字叫《常识政府》，它觉得政府不是那么太复杂，政府出了问题是因为很多事情违背了常识，我想对中国也会有所启示。

 

 

　　主持人（刘怡）：谢谢，他翻译了很多国外跟社会资本合作的著作，提出了很多深刻的体会，这些见解也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过程当中，大家越来越多的看到，不只是项目不断的诞生，也看到争议不断的产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讨论当中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律师事务所的介入，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有请北大法学院的教授邓峰，他对于政府采购合作方面有非常深刻的研究，我们请邓峰教授讲一讲自己的观点。

 

 

　　邓峰：谢谢，非常高兴有机会能够参与到北大经济系的研究活动当中，我大概是98年的时候开始关注和研究交通部的高速公路公司、公路经营权这一系列的问题，这样就开始对广义的PPP有接触，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这个。之后一直都是在教这个领域的问题，我作为仲裁员也裁过类似的案子，而且这一轮特定的PPP的形式下也前后都参与了这个活动，加入了很多群，关注了很多的文章，看到了很多的讨论，我们现在很多的律师、很多法务都非常积极的来推动PPP,每天讲很多的观点。我总体的感觉到目前为止我们的PPP应该说不是很让人乐观，一个是我感觉大家的观点多理论少。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突出的特点，没有人很系统的、很深入的来关注这些问题，大部分都是从某一个角度、从某一个概念来讨论这些问题；实际上PPP我想今天这个题目，国家治理现代化，它对整个国家治理的意义，改进国家治理的意义是非常大的。我就从法律的角度简单谈三点，我觉得PPP现在有众多的非常重大的法律问题、法律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去关心。

 

 

　　一、公法和私法的关系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公和私的划分是由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法律界一个最重要的主张，公的归公、私的归私，可是我们PPP是一个公私混合的东西，公法要求政府的权力是要受约束的，我们要求各地政府来约束，可是私的东西又要私人来获得利润，现在PPP是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那怎么来处理？我觉得公法和私法，在这里面也有很多很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在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叫做统一所有、分级管理，也就是说我们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没有省有、没有市有、没有县有的概念，那你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财政资金理论上都属于国库所有，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意义来说所有签订的PPP合同最终都要由《国家赔偿法》承担责任，《国家赔偿法》是没有这个口子的，所以管理上存在挑战。

 

 

　　第二个是垄断，我跟你签了合同给了你特权只有你能在这条路上收费，只有你能收电厂的费你是垄断的，垄断价格怎么确立能不能给你垄断的特权，所以公法和私法在这个问题上冲突特别明显。

 

 

　　二、法系的冲突；我们是一个大陆法国家，或者说我们自己觉得是大陆法国家，可是我们现在学的PPP是最早起源于英国的，前面很多老师谈到了法国的经验、英国的经验是英美法系，这时候就出现了很多思维方式的不一样，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一开始觉得《合同法》本身是存在问题的，比如我们国家的《合同法》虽然母板是《联合国公共买卖公约》，其是在我们大陆法的合同法理论的解释底下它擅长于处理短期合同。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签合同的时候我的债权债务的总额是决定的，可是我们知道PPP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事情的，一定是动态不断调整的，《合同法》怎么来支持长期合同这是对大陆法系很大的挑战，非常大的冲击。第二个方面主体，刘院长也提到这个问题，要谈企业应该有社会责任，英美法里面有一个制度叫（consideration  system）制度，定价是要合理的，提供普遍的服务，这些都是基本的制度，我们国家是没有这个的。

 

 

　　三、中国法和外国法之间的冲突问题，现在我们又要把PPP和“一带一路”结合起来，我们的政府采购要不要对海外，要对其他的国家开放，这都是在我们国家尚未回答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法律制度变成了一个和世界不兼容的，人家就没有办法来。可是你出去怎么办？出去就变成另外一个号。握有一个学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他到中国来研究，专门研究中国到海外去投资，最后发现中国人希望回到中国来仲裁，非洲人是不相信你的，他希望到伦敦仲裁，最后大家达成和解的方案是把合同签到香港公司下。公私法、仲裁法存在非常多的冲突，可是看看现有的讨论，所有PPP层面的讨论仍然是非常浅层次的，我们就是在讨论究竟是行政合同或是民事合同？这其实只是概念问题，因为你要研究的是合同的条款、合同的机制、合同的交易模式、合同的交易框架，而不是给它定个性这个事就解决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北京大学长于理论研究也长于综合理论研究、交叉学科研究，这都是我们的强项，如果能够在我们的PPP中心里面真正能够推动在理论层面上把它和国家的现代化，把它和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体制创新结合起来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所以还是非常恭喜PPP中心的成立。

 

　　主持人（刘怡）：谢谢，他所讲到的这些法律的重大问题都是下一步要去深入研究的一些重要的方面。最后一位嘉宾是宁琦教授是一个特别的嘉宾，她所主持的外国语学院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非常多的，她们工作的语言能够涉及到60来种语言，我听到之后非常的吃惊，所以说她们对“一带一路”的参与非常的深入，有请宁琦院长介绍一下她们的经验和思考。

 

 

　　宁琦：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刘院长邀请我参加这个活动，北京大学和社会资本研究中心的成立，对于北大而言特别对于中国而言我想是一个中国PPP模式理论研究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重要标志。中国特色的PPP的模式如果能够在“一带一路”的建设当中获得成功的经验，我想它也可以成为，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的借鉴。我在这里其实就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外行，但是我们的专业指向的是国别和区域研究，北京大学在全校范围内成立了一个平台区域国别研究院，通过它整合所有跨学科的资源。另一方面我们很快将跟有关部门成立“一带一路”研究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想随着目前“一带一路”的建设要不断推进，我们谈到的政策、设施、贸易、资金还有民心，在各个国家的五通不断的深化，其实中国企业走出去，去开拓国际的市场，通过PPP的模式参与到沿线国家的基础建设，必将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推进发挥重大的作用。但是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我想我今天在这里面一个重要的意义，只是证明我们北京大学学科非常的齐全，很多学科在方方面面可以进行一些互补，提供一些国际化的支持，从我们的常识上的认识，项目推行必须要研究先行，调研先行，风险评估和对策先行，才能帮助我们中国企业顺利的走向海外，选到好的项目，选好自己的合作伙伴，真正落实我们在这方面的价值。

 

 

　　我们涉外的学术研究上，我想我们对外语，外国区域和国别他们所处的状况能够提供支撑的话会提供四个方面，一个是PPP项目管理投资的国际比较，这里面有很多成功的世界经验，当然也还有各国不同的实践，这些实践对它的研究可能为中国PPP模式的发展提供很多有意义的借鉴，既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另外对沿线各国基础设施的PPP模式的现状和前景研究，这可能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国际上的视角。另外各国PPP项目的法律、商业环境、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研究，我们之前关注前两个比较多。还有“一带一路”国家PPP项目风险投资的环境等等。这个方面外语学院能够提供什么呢，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有60个招生语种，同时有用于教学研究的资源优40个，研究机构都在校内，与此同时我们有包含11个国家和区域国别研究的省部级的基地共15个，所以基本覆盖了五大洲重要的国家和地区，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比方说在我们思考的过程当中我们讲“一带一路”沿线共有64个国家，它在这个地方有非常丰富的、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背景，它涉及的语言共有53种官方语言，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因为现在很多国际经验都来自于英语国家，英国，包括欧洲、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但是英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中并不能够帮助我们完全实行用英语来落地项目的对接，必须有当地和官方语言和民族文化方面的支撑，所以除了我们专家，很多专家对PPP的项目国际国内的比较、理论上的研究做了很多的深入探讨。我们从区域和国别研究的角度来说，比方说我们在对国际PPP项目进行风险评估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分析它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项目风险，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作为研究者的时候感觉到它的宗教和文化的风险是没有把它评估进去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比方说政治风险，我们更多强调的是国家跟我们中国合作的政府间合作的问题。地缘政治的风险可能包括国家的时局，比方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中，很多国家都处在时局不稳、政广轮换非常频繁、社会局势动荡、局势冲突不断，民族宗教问题的极端主义分裂主义都是非常猖獗的，甚至一定区域当中不同教派之间的纷争，不同企业，我们寻找的伙伴他宗教文化背景的不同都有可能在我们具体落实这些项目过程当中提出很多我们预料不到的问题。

 

 

　　再一个是宗教文化的风险，整个“一带一路”沿线是四大文明，世界上四大文明的发源地，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中国都是在“一带一路”的区域当中，另外我们所熟知的全世界所有重要的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犹太教等等，全世界所有重要的宗教几乎都是发源于在“一带一路”的区域里面，大家可能会发现，现在很多投资都是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涉及到中东、涉及到海湾国家，在座的都是经济学者，我们知道伊斯兰金融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系统，它在背后就有非常强大的宗教和文化的支撑，整个伊斯兰世界在投资当中由于它宗教所带来的禁忌等，禁止利息、禁止投机行为，禁止投资，烟草业、博彩业都是宗教文化引起的都是的禁忌，如果我们对这些方面不了解，可能在投资方面就会变的非常的盲目。

 

 

　　这里还有一些法律法规，包括制度环境当中我们会发现它的宗教文化原因背景是非常多的，所以从这当中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如果能够为中国对外的项目提供支持的话，我们有非常强的团队进行区域和国别的研究，提供项目对接的国家它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现状、包括这个国家的民众心态以及对待投资者不同的态度，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另外我们可以做实时实地舆情的监控，帮助我们了解整个政策的变化以及在当地特殊的民众心理和宗教因素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发现很多方面前面的四通，政策、设施、资金、贸易等等方面，从法律层面国家层面解决了很多问题，似乎落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要落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文化宗教这一通没有通的话，其他方面就很难打通了，所以我们愿意提供的支撑就是这方面的支撑，所以作为一个外行只能谈到我们对整个项目侧面的侧翼的补充。

 

 

　　主持人（刘怡）：非常好，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刚才各个专家从不同方面，政策、民营经济、政府管理、法律、国际的关系，从不同角度深入的谈了各自的看法，他们的研究肯定不只于此，但是没有时间进行深入的交流了，这个环节时间已经到了快要结束第二个对话了，所以我们转到下面的环节，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精彩的准备，希望有更多的合作。大家也可以和他们保持进一步的联系。谢谢！

 

 

　　主题：回首PPP实践探索，开创新常态下发展新格局

 

 

　　主持人（韩斌）：我是财政部PPP中心副主任韩斌，下面由我来主持本次的对话环节，请各位嘉宾到台上就坐。我的环节题目是回首PPP实践与探索，开创新常态化发展新格局。大会到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点压力，主要是像刘教授说的时间飞逝，已经到了午餐时间。幸运的是大会的领导、学者、专家，已经给我们呈现了思想盛宴、学术大餐，都让我们觉得很充实。下面到了谈谈PPP实践的环节，我也相信在座的各位嘉宾能给大家展示一个在实践领域的满汉全席，可能是浓缩版的，由于时间关系。

 

 

　　我来介绍一下邀请这个对话环节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中国PPP基金公司董事长周成跃先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王利华先生；河南省财政厅副厅长赵学东先生；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杨丽晶女士；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张书峰先生；北京方程财达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汉，大家有政府代表，有金融资本，还有金融服务，相信他们给大家分享的是参与PPP当中的实践经验、挑战、思考、探索，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希望为下一次深入的推进PPP工作贡献他们的智慧，也为北大PPP研究中心更好的发挥作用。下面有请周董事长宪法研。

 

 

　　周成跃：大家好，我来自中国PPP基金。首先我想简短的介绍一下中国PPP基金的情况。中国PPP基金是去年经国务院批准，由财政部牵头，全国十家大的金融机构组成的一个企业，是专门开展PPP业务，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有1800亿。主要的工作和使命，就是对PPP这么一项快速发展的业务进行引导、规范、征信。PPP业务这六个字比较简单，但是要做的工作非常不容易。

 

 

　　我们在引导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积极参与PPP项目的过程中，我们重点像“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边境重点城镇建设、东北振兴、长江经济带，这些项目倾斜。公司先后介入了北京到新疆的高速公路，黑龙江的项目。在行业领域项目，我们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交通运输、文化旅游、市政建设、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等。在和民营资本进行合作的过程中，我们探索和民企合作的模式和途径，深入研究各行业民营资本的特点，探索和民营资本的共同介入PPP项目。比如说我们和伊犁资源，还有东方园林、东旭集团（音）等在PPP领域里面实力比较强的民营企业展开了比较强的合作。

 

 

　　在规范方面，我们注重于做甄别，对一些固定回报公司，保底承诺，等等一些PPP运行过程中的问题，我们进行规范，介入一些比较好的PPP项目。同时我们也注重PPP的精神，就是履行合约、履行合同，克服在PPP中重建设、轻运营的一些现象。我想PPP是一个建设项目全周期的改良，和我们过去做的一些其他的建设有不同之处。因此，我们中国PPP基金将在这些方面做出努力，在规范方面做出努力。同时，我们也愿意为刚才财政部的领导同志讲的16万亿的项目，我们也愿意为其中的很多项目去介入，在座的今天也有很多的单位，如果你们身边有项目希望中国PPP基金介入，我们可以一起去做这个事情。我们也愿意为更多的项目去征信。中国PPP基金进入这个项目以后，后期的银行融资贷款和项目的完成率，将会提供很多的有利条件。

 

 

　　最后，我讲说去年杭州的G20会议中，强调要加强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PPP模式。今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的第九次会议，在厦门宣言中再次强调了金砖国家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达成了PPP共识。我想这些新的发展将对中国的PPP事业的发展形成很好的支柱。我们也希望能和全国的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包括咨询机构，共同做好中国的PPP事业的发展。

 

 

　　最后，再次祝贺北京大学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研究中心成立，也祝愿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韩斌）：谢谢周董事长，相信大家已经记住了PPP基金三个关键的使命，我不点评了。下面请王利华总裁做简短的发言。

 

 

　　王利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很高兴就PPP的问题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可能大家会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是做不良资产的，怎么今天说PPP的事。我跟大家声明一下，确实资产管理公司是做不良资产的，中国华融是原来国家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之一，是1997年设立的。后来2012年我们进行了股份制改革，2014年引进了证券投资者，2015年在香港成功上市了，现在我们是不良资产加金融服务，不良资产还是我们的主业，除了不良资产以外我们有银行、证券、信托、租赁、PE,全牌照的金融综合资产，所以除了不良资产以外我们还有投融资的业务，PPP是我们重要的投融资的项目，我们非常的重视。

 

 

　　不良资产，中国华融在整个不良资产包银行体系里面我们拿了53%的市场份额，我们上月底刚刚在香港公布了半年报，交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我们的总资产有16500亿，净资产有1700亿，上半年净利润是164亿，达到了28%的增长，在这么一个漂亮的成绩单下，以及在A股也顺利排到了100位，同时刚刚这个月在三大利好的支持下，股票这几天是稳中有增，上周五上到历史新高，这是我们主业相关的。

 

 

　　综合金融服务涉及到PPP的问题，我们是非常重视PPP的。PPP从2014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非常关注，2015年我们也是在金融机构里面比较早的成功的实施了一单，我们跟建设方一起全程参与拿下了重庆的一个桥梁隧道的项目，50多亿，主要是我们负责融资，对接的是我们旗下的华融天择，今天华融天择的董事长也来了，欢迎跟我们旗下的子公司进行合作。除了在天择做的PPP以外，我们旗下的银行、证券、租赁，还有其他的平台都在他们的业务范围内从事PPP业务，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这些业务合作。

 

 

　　我自己也融资，我也有融资的功能，我给PPP的项目也可以做融资，这是一个。第二，社会资本不足的时候，需要融资的时候我们也会帮着进行一些资本金的融资。同时我们还做基金管理的业务，我们还负责你所有的资金负责落地。所以我们做业务的过程中，说实话我们看了很多，跟了很多，成功落地的有，但不是很多。这里面有些苦衷，今天我也借此机会代表我们金融机构、代表我们社会投资者，监管部门在这儿，跟他们诉诉苦。我们现在PPP遇到的困难主要是四个方面：

 

 

　　第一，投资规模大，动辄就是上百亿、50亿，我们做的第一单成功的项目50多亿，而且时间也长，就很难有那么长期的资金对应。前面刘老师讲的保险资金非常适合，像银行的话无论是表内和表外，很难有这么长的资金对应。像我们资产管理公司，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发债，第二个是银行贷款，很难对应这个长期的资金。这是一个。

 

 

　　第二，收益率还是偏低的，因为我们是商业机构，商业机构由于是上市公司，要增长，现在6%到8%的收益率也很难满足我们的商业机构的需要。尤其是社会资本，因为本身商业资金的市场估计偏高，商业银行拿走一块，剩下的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

 

 

　　第三，整个金融体系的配套还不是很完善，退出机制也很难。在整个PPP的设计，社会资本因为会有退出的安排。我们金融机构参与进来很尴尬，我现在在整个体系里面的角色不是很明确的，是作为一个配角来发力。再有一个就是融资也没有很明确的政策，这方面社会资本是有需求的，但不敢放手做。

 

 

　　第四，政府的观念，还是作为一个融资的手段，没有作为一个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和改革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主要是把资金弄来，所以我们现在最成功的主要是对施工方把项目建起来，政府希望通过他自己平台的公司进行运营。当然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也担心这个社会资本担心政府的信誉，政府购买到不了位。我们现在碰到的都是金融机构参与，主要是有这么一些苦衷。甚至想和监管部门提几个建议。

 

 

　　第一，我觉得要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的，我们的PPP也要回归本源。融资是一个手段，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供给侧改革的手段，引入社会资本，提高管理的效率和公共服务的水平，这是第一。

 

 

　　第二，政府的信誉要提高，适当的提高一下收益率，这样的话能调动整个社会资本金融机构进入的积极性。

 

 

　　第三，要解决PPP的零错位和退出的问题，包括发展公募和私募的PPP资金，包括资产证券化和产权交易。

 

 

　　最后，明确一下金融机构在PPP当中的角色。包括金融机构牵头组织PPP,国外的金融机构就有这个角色。再一个就是把金融机构资本金的融资政策也明确一下，谢谢，就说这么多。

 

 

　　主持人（韩斌）：谢谢王总裁，作为华融今天参加这个会，不是为做的不好的PPP说的。项目规模大，收益低，政策缺，理念偏。我们今天请到各界的专家，有学术机构的还有时间的，我相信在今后的工作中大家可以共同把脉，从理论和实践上为金融基本探索出更好的道路。下面有请河南省财政厅的赵厅长发言。

 

 

　　赵学东：首先非常感谢我们财政部PPP中心和北京经济学院给我提供这个机会，参加今天的北京大学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研究中心的成立大会，更荣幸的是给我一个机会，我能够作为来自基层和地方的代表给大家汇报和分享一下，河南省在推进PPP方面的一些实践和体会。

 

 

　　今天我看了一下会议手册，我可能是作为唯一的一个地方代表参加这个对话。我理解PPP中心的考虑，可能是把河南作为近三年来国家推进PPP工作的缩影，河南的实践工作像主持人说的，走过了一定的道路。河南的PPP工作三年多来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蓬勃发展的过程，现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截止到目前河南省全省的PPP项目达到了1099个，总投资1.3万亿，总共涉及财政部的道路、市政、养老、农业，十几个领域都涉及到了。其中目前有220个项目落地，总共涉及到投资是3600亿。在目前我们财政部和国家有关部委公布的全国三批示范项目，河南目前共58个项目入选示范项目，目前已经有52个项目实现了落地。从示范项目的入选领域以及落地方面，应该说都走在全国的前列。日前财政部下发了2017年全国的PPP项目贷款资金，河南省有25个项目获得了3.9亿元的资金，获奖数量是全国第一位的。今年4月份国务院通报表彰了全国20个县级市对于PPP项目做了比较好的做法，河南省洛阳市和两个县级市，获得了国务院的通报表彰，这个成绩的取得都是得益于财政中心，特别是PPP中心的精心指导和帮助。在这里面我们也总结三年多来的路，我们自己说一句话，就是点滴在心头。但是总而言之经过三年多来我们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应该说目前PPP工作在河南已经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肯定，得到了各行业部门、社会各界的认可和积极的支持。

 

 

　　在做工作的方面，我的体会和其他人说的一样。我们从河南的实践来说我感觉大概是三句话：

 

　　第一，发挥了财政部门的牵头引领作用。

 

　　第二，突出抓好了项目实施的核心。

 

　　第三，注重体系建设。

 

 

　　从发挥财政部的牵头引领左右项目，我们河南有158个县级区，都建立了专门的机构，通过政策研究、流程制定、项目储备、项目评估、培训宣传方面，应该说各个工作机构都发挥了牵头引领作用。2015年为了扩大宣传影响面，在《河南日报》上，曾经在一周之内连续五天用头版头条发出了长篇通讯，介绍了河南的PPP成功案例，对我们河南省社会各界的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项目实施方面，在国家有关部委顶层设计下，作为我们基层实施项目最重要的是还是做好项目的实施和推动。因此我们在2014年、2015年刚刚启动的时候我们省财政部门、省署的投融资公司，都是在项目的实施和发起方面，与我们有关县市一道，积极的谋划、积极的推动，在此基础上由首批项目实现良好成绩的基础上，我们又发挥了案例示范的作用，在全省各级、各部门、各个行业，通过案例教学推广有经验和先进的做法。各种层面的，包括现场会、观摩会、交流会等等形式，促进了我们河南整个项目的有序和规范的发展。

 

 

　　第三，注重体系建设。为了为PPP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我们河南省在2014年底就开始谋划建立了河南省的项目库、合作伙伴库、金融机构库、资金制度库。从公开、公平、透明、开放的理念，我们搭建这个平台，为广大的PPP参与各方，从PPP项目的发起、准备、采购，各个环节力图建立一个公开开放、透明的平台，方便各个参与方能够公平的来参与PPP的合作。

 

 

　　同时，我们也力求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基金支持，2015年我们河南省在全国首先设立了地方50亿元的PPP项目资金。去年我们又设立了60.1亿元的中国特殊基金河南子基金，通过我们的资本支持，对于我们河南省PPP项目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政策，从地方而言提供我们的政策和各方面的支持与保障。

 

 

　　尽管这几年来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与财政部的要求，与一些先进兄弟省市的实践先进经验相比我们还有很多的不足和欠缺。今天这个机会我们感觉很荣幸、很高兴，也希望在下一步我们北京大学的PPP中心成立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孙祁祥主任，希望我们中心能够把河南作为我们的试验田，什么调研任务和理论探讨，能够交给我们，我们做好服务，提供一个具体实践的基地。

 

 

　　最后，借这个机会也祝贺我们的中心顺利成立，谢谢。

 

 

　　主持人（韩斌）：谢谢赵厅长和我们分享河南在PPP实践方面的经验，确实可以不夸张的说，PPP的成效显著，可以说是PPP的一个缩影，正在逐步释放PPP改革的红利。从刚才赵厅长的发言中我相信也看到了改革的自信，尽管没有展开，也想说在成功的背后也有辛酸苦辣的。作为财政部门在PPP改革的路上，一定不忘初心，继续向前进展。下面请华夏幸福的张总做简要的发言。

 

 

　　张书峰：首先还是感谢，因为华夏幸福是一个民营企业，也就是刚才领导和专家说的民营企业，就是PPP当中典型的第二个P.华夏幸福十几年前，就在河北固安，我们借鉴了英国和美国的PPP的经验，就开始产业新城这个业务的探索。这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的过程中发现，我们无法破解很多这个过程当中的矛盾和难题。尤其是和政府在合作当中最后那个对价的问题。

 

 

　　国家的PPP政策，尤其是财政部推出的PPP政策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机会和机遇。这些年来我们在财政部的大力的支持下，尤其是PPP中心和金融司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成为了财政部的第三批的国家示范项目。同时也是财政部支持的银行间协会首单的PPP支持票据，所以说非常感谢对我们这样一个民营企业的支持。华夏幸福也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和地方政府，刚才赵厅长讲了，其实我们也是赵厅长这个库里面的项目。华夏幸福的产业新城的PPP模式也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规划，发展得非常迅速，我们现在已经在国内12个省市有了50多个产业新城的PPP项目，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同时，我们在“一带一路”也有了PPP项目，国外同样欢迎我们这样的产业新城的PPP项目。公司这几年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可以说华夏幸福就是靠PPP,我们在上海上交所上市的民营资本。我们一上市我们的销售收入，截止到去年年底1200亿，市值也达到了1000亿，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果，我觉得华夏幸福产业新城的PPP项目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定位，下面我说三点。

 

 

　　第一点，我觉得华夏幸福产业新城的PPP模式，首先它是产业发展能力非常突出的。这个产业发展是我们各个地方政府最为头疼的事情，我们现在招商引资难是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华夏幸福针对县域经济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我们精心打造了一个产业发展的领域。我们公司现在在德国、芬兰、韩国、美国、以色列，设立技术创新中心，就是面向未来的技术创新中心，也就是端到端的孵化器，引入国外最先进的技术到我们华夏幸福的产业园当中来。我们提出了一个叫全球技术，华夏加重，中国创造这样一个理念。同时，我们也在海外设立了自己的产业发展，实际上也就是招商引资的办事处，把机构设立在海外。同时我们也建立了一个资本驱动的手段，把一些好的技术直接采用收并购的手段，把技术拿过来。所以说这个能力现在也是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欢迎的。同时我们提供六大服务，第一是规划设计咨询服务，第二是土地整理投资服务，第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服务，第四是城市公共配套服务，第五是产业发展服务，第六是城市运营管理平台。这六大服务的核心就是产业发展，包括规划、设计，以及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公共配套，都是为了吸引产业。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六大服务为地方创造了四大活力和动力。第一个就是城市魅力，第二就是城市的吸引力，第三是城市的竞争力，第四是城市的承载力。所以打造这四大活力，对于产业的聚集是至关重要的，也是破解了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和工业化发展比较难的问题。同时我们也用这个模式弥补了我们地方，尤其是县级发展中和新型城镇化当中的四大短板，尤其是我们的县都想把自己的地方发展好、建设好，但是就是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这个模式很好的弥补了这四块短板。所以说受到了各地政府的欢迎。

 

 

　　第二，我们不用政府花一分钱，刚才说的六大服务都是由华夏幸福先行垫付。我们这六大服务通过产业发展能力，为政府创造了、新增的财政收入当中，政府可以支配的那一部分用于计算服务收入。而且协议条款里面规定了，如果没有实现新增，华夏幸福一分钱也不要。只有为地方政府实现了新增的财政收入，有了增量，我才能有服务的收入。所以对政府而言没有形成负债，也不用政府先花钱，所以这也是地方政府欢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三，我们对地方的财政收入以及GDP,还有民生，还有环境，这四项主要的经济指标负责。这也是很多PPP当中所没有的。刚才史部长讲了PPP,我觉得华夏幸福的PPP就是极为重视域的PPP,这六大服务是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也是典型的全生命周期的PPP模式。因为我们通过产业发展服务，我们打造了非常好的城市环境和地区的魅力、吸引力、竞争里和承载力，使得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产业聚集，最终实现了GDP和财政收入，所以这是华夏幸福这个模式当中非常重要的。

 

 

　　最后，我们对今天成立北大的PPP研究中心非常高兴，作为民营企业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参与到其中，也能够像赵厅长说的一样，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孙院长建立合作关系，希望能把我们华夏幸福作为对象，我们也愿意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我就说这些。

 

 

　　主持人（韩斌）：好，谢谢张总跟我们分享华夏幸福的经验，华夏幸福作为民营企业在参与PPP项目当中，确实是大胆的探索创新。包括在片区综合开发项目上，张总说了包括在证券化方面，以及在践行区域真实内涵规范操作上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确实是实践经验丰富的，通过PPP真正的实现政府和企业的平等合作增加了动力，相信也能为更多的民营企业投身到PPP事业中增强了信心。下面有请东方园林的杨总发言，东方园林同样作为园林企业的，本来应该女士优先，我们期待您的发言更加的精彩，有请。

 

 

　　杨丽晶：谢谢，非常荣幸能参加今天的会议，东方园林是做PPP领域应该算最早吃螃蟹的，也是民营企业当中现在PPP做的相对来讲从接单的数量和接单的金额上面都比较高。我们现在在全国大概是30个省份都承接了项目，只有极个别省份还没有实现项目没有，30个省份都项目落地了。我们在河南省做了将近有10个项目，而且这些项目进展都非常顺利，融资也比较顺利，也有赖于河南省整个财政系统对PPP的支持和认可。

 

 

　　还有就是在我们的政企资金，PPP基金对东方园林也有非常大的支持，我们平乡的项目签订了PPP基金之后，PPP基金这边周总就及时的拨付了基金款，对我们的项目支持也非常大。对于我们平乡后续项目的延伸也起到了增信的作宇。

 

 

　　东方园林自2014年底得知国家要推PPP的时候，我们公司就组织了投资部、金融部、法务部还有证券部，一起对PPP进行探讨，确定了融资是PPP关键的节点，同时对PPP的主要政策的风险和落地力的风险进行了一些排查。那么由于东方园林从上市以来一直在跟政府打交道，所以我们把PPP研究之后，确定了公司的一个发展方向。可以说东方园林在2014年底和2015年初的时候，我们的市值大概也就100多亿，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了500亿以上，完全受益于PPP,有民营企业对PPP还产生迟疑的，东方园林应该是非常好的例证。可以说东方园林推PPP的过程中，我们研究的相对比较早，把这个领域研究完之后，东方园林再也没有怀疑过。最早我们进行了全国的拓展和布局，布局完之后东方园林现在拿单相对比较多，有了东方园林这样的一个先行者，事实上现在有一些民营企业也开始意识到了PPP对企业发展和企业转型的关键作用，所以现在也有一些民营企业开始进入了PPP领域。但是当别人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东方园林已经拿了很多单，而且在拿单最后东方园林已经开始项目的落地，争取让项目能够快的进入到实施阶段，同时把PPP的落地要规范化的发展。

 

 

　　所以我们把PPP从营销到融资，到SPV公司的成立，以及后面项目的实施，每个阶段都已经实现了信息化。这样的信息化已经对东方园林把项目的快速推进起到了非常大的增塑作用。同时，东方园林因为在PPP领域相对做得比较好，为社会上也培养了很多实践的、有经验的落地人员，所以的确有后来进入PPP领域的企业也在挖东方园林的人，因为东方园林对市场确实也培养了一些优秀的人才。

 

 

　　对于东方园林在PPP的实施过程中，我们确实也在公司实施PPP的过程中紧密跟踪国家的政策，尤其是财政部每次的讲话以及政策文件，无论是50号文、87号文，还是部长的讲话，我们都深刻的学习和领悟了。所以东方园林在接单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决策风险逐步在加强。也就是说在所有人关注PPP项目入库的时候，我们东方园林已经在关注，因为PPP主要跟政府的支出挂钩，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关注很多城市的一般预算收入，因为在银行放贷款的过程中很多会看地方财政的支付能力，所以我们的决策风险比一般的项目的运作风险是逐步加强的。同时我们做PPP的过程中，公司严控的项目的规模，也就是说我们做的很多的项目其实是10亿，甚至有时候到20亿，公司董事长也在要求所有的项目，我们在项目推动的过程中，希望上这些最着急的，对地方政府发展是最有效的项目进行包装，而不是为了做PPP而做PPP,有些项目PPP的规模特别大之后，其实并不利于项目的落地，也不利于项目的融资。而且增加了地方政府的风险。

 

 

　　所以我们做项目的时候，通常来讲是把这些实际能够落地的，对于地方的产业发展和后续的地方发展方向有起到促进作用的项目，才包装到PPP当中去。

 

 

　　所以一方面增加了我们的决策风险和控制点，降低企业风险，也是降低地方政府的风险。把我们的所有项目做成规范、合规，然后快速的落地，朝着这样的方向在发展。

 

 

　　同时，说到PPP如果要提一点建议的话，现在的项目融资过程以及资产证券化相对来讲推广的还有些慢。也就是说自财政部推出来资产证券化以后，事实上这段时间在市场的资产证券化推的过程中，我觉得落地的单应该更多一些。如果是融资和资产证券化推的更快更多之后，我们16万亿才能更快，落地才能更加快速一些。

 

 

　　还有一个，就是对于PPP我们也关注到了，当地方政府对PPP比较重视的一些项目，只要地方政府比较重视，那这些项目的落地也是比较快的。但有些项目如果地方政府没有取得一致性意见，也相对有一些慢。所以在PPP的推进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各个地方其实是参差不齐的。刚才说到河南的项目，的确我们将近10个项目，其实这些项目都已经成立了SPV公司，已经形成了项目的产值，也就是项目实现了真正的落地。地方政府推动了，项目的推进就很快了。

 

 

　　再提一点建议，现在PPP的确还出现了一个状态，我们之前大家所发现的，对中标和不集中的情况。前面几位领导也都提出来，我们现在投资回报其实是逐步降低的，在降低的过程中对于银行的融资也好，我们的领导也提出来，当你的投资回报比较低的时候，其实对于金融机构的项目支持其实是有一定压力的。所以还是保证项目的合理收益，更有利于项目的落地。

 

 

　　因为今天借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的成立，也想对北京大学说几句话。对于东方园林来讲，我们所做的项目主要是做两类项，第一类项目属于公益类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绿水青山的项目，比如说东方园林做了非常多的河道治理、水系治理、海棉城市，这是中国的环境领域在前些年发展当中的对目前形成的历史的欠债，现在PPP模式对这些项目的实施创造了一些条件。同时，东方园林又做了一些幸福产业的PPP,也就是说做了非常多的全域旅游的项目，对于东方园林来讲我们既做了政府付费的项目，也做了使用者付费，项目的类型非常多。在第二批、第三批的示范项目当中我们也有多个项目，也有若干个案例，也愿意下一步如果北京大学在研究PPP项目的时候提供出相应的支持。感谢。

 

 

　　主持人（韩斌）：谢谢杨总。每次看到杨总的时候，杨总都特别高兴，说做了PPP之后我们的股价又涨了，今天没有说，可能在圣神的学术殿堂讨论理论和学术结合的问题。刚才杨总介绍了东方园林的经验，再次用实践证明了民营企业可以进入PPP,而且能够在PPP领域做得很好，我相信这也是我们财政部PPP中心可以进入研究的样本，探索怎么把中国的经验，从理论上能够得到升华。同时还提到了很重要的两个领域，一个是绿山青山，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以及幸福产业，很重要的这两个领域运用PPP的模式，中国的经验恐怕在世界上也有很大的贡献，中国的智慧、中国的方案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谢谢杨总又为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提供了很多的题目，杨总提的很多的建议我们都记下来，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好好的研究落实。最后要请方程财达的张总做发言，大家欢迎。

 

 

　　张汉：首先非常荣幸参加本次大会，有机会能够代表咨询机构分享一下我的观点。自国家2014年推广PPP以来，国内的咨询服务市场可以说是空前的。现在国内从事PPP咨询的专业机构，数据统计达到了将近3000家。但是我想说的是随着三年的实践，咨询机构在整个PPP的全流程交易和推动PPP规范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是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可能主要源于我们财政部用市场化的手段，正确引导的一个结果。对方程财达来讲，我们前三个季度做全流程PPP咨询的项目已经超过了3000亿，这在前几年可能是很少见的。

 

 

　　因为PPP咨询项目的质量，关系到整个PPP项目的采购是否顺利，包括我们PPP项目执行过程中是否能够真正实现降低成本、增加供给，这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方程财达对于我们的咨询项目质量，我们也是用“三个P”来控制我们咨询项目的质量。第一个P就是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们公司有法律方面的、财务方面、管理方面的，各种类型的专家，为高质量的咨询服务提供人才的保障。第二个P就是过程管控，我们首先在质量项目层面有三级的审核体系，然后在我们公司层面还有严格的质量审查小组。就可以确保我们的方案科学合理。第三个P就是创新，我们在做咨询方案的时候一定要结合我们每个项目的实际特点做出一个最适合我们项目的交易方案，来实现PPP项目的物有所值。

 

 

　　另外，刚才我们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代表，我想借此机会谈谈我们在PPP模式下央企转型的一点思考。当然我这个央企转型主要指的是建筑企业。

 

 

　　因为在PPP模式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已经从原来的民建官营，转变成民建民营，要求我们央企对建筑设计、规划、投融资的全产业链的整合能力。这些施工类的央企获取利润的方式，从原来的单一的施工利润，现在转变成施工利润、运营利润、全产业链的整合利润。我们现在也有些央企，包括建筑企业转型的非常成功，也成为我们PPP领域的领头羊。在PPP的带领下，如果央企这些施工类的企业不转型的话，可能就会被市场淘汰，这是对央企转型的一点思考。

 

 

　　最后，我想感谢这个机会，结合我们PPP项目的实践，然后站在咨询机构的角度，提几点自己的观点。

 

 

　　第一，我就想我们能不能推进建立一个PPP咨询机构的行业自律体制。因为现在国内的PPP咨询机构非常多，然后咨询机构的服务质量良莠不齐，严重影响了PPP项目的健康发展。如果我们能够成立一个行业的自律机制，然后共同维护PPP咨询项目的质量，避免出现过于竞价，包括良币驱逐劣币的现象。

 

 

　　第二，希望能够推进PPP项目履约诚信体系的建设，虽然我们国家部委对这方面有一些设计了，包括PPP项目的合同不能够因为政府的判定影响而改变。但是履约体系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行为，我们希望能不能够借由我们财政部的PPP项目信息平台，和我们现在的互联网、大数据，建立一个由PPP参与各方，包括我们的社会资本，地方政府，包括金融机构在一起的信用评价体系。这样的话我想能够运用市场化的手段，推进PPP项目的规范发展。

 

 

　　第三，再提一个小小的问题，也是实际的问题。PPP项目的中期评估，也就是运营阶段需要进行的风险评估。我想财政部也有一些制度的规定，下次我们可以推进一下这方面的制度细节。

 

 

　　最后，再次祝贺北大PPP中心的成立，包括我们的中介机构、社会投资人、金融机构，PPP参与的各方都对我们PPP北大中心的成立充满信贷，谢谢。

 

 

　　主持人（韩斌）：谢谢张总，PPP咨询服务机构把PPP的理论、政策、制度，转化为用的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是知识的生产商和加工商，所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感谢张总跟我们分享方程财达的经验，并且提出了很好的工作建议。作为央企系的机构，也感谢方程财达对于央企如何利用PPP实现升级发展分享一些经验。关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嘉宾远道而来，但是不能进行深入的互动，我相信咱们关于实践的对话不会结束，关于理论和实践共同探讨PPP发展的对话也不会结束。今天北京PPP研究中心在这里成立，相信为我们又搭建了平台，也期待各位嘉宾为我们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提供自己的智慧，谢谢各位嘉宾，再次感谢。

 

 

　　主持人（焦小平）：各位思想是丰满的。现在还有最后一个环节，有请北大经济学院的院长，北大PPP中心的主任孙院长做总结发言。

 

 

　　孙祁祥：各位嘉宾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短短的几个小时我们已经从上午好的问候改成了下午好的招呼了，要在这个环节里做总结，按照我们原来的议题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重量级的嘉宾。第二是因为已经到了12点半以后了，我都已经饿的不得了了，我花费时间讲吧，《道德经》讲“一生二一生三一生万物”,我用“三”讲，三是预示着一个开始，是我们中心开始了；

 

 

　　第二它预示着事物发展的规律。所以三的总结是我们三方代表政产学三方代表齐聚在北大，用了三个环节，虽然焦主任说是四个环节，我把它定义为三个环节，我们的成立大会、主旨发言及对话。我们从三个视角，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视角讨论了PPP相关很多的问题，结合各位专家的意见和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PPP要顺利发展至少要有三个前提条件：

 

 

　　1、完备的法制基础；2、要有具有公信力的政府；3、要有完善公平的市场环境。

 

 

　　所以现实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有规律可循，三三得九，九九归一，我和我们中心依到哪儿归到哪儿，第一我们要坚持一个宗旨，这个宗旨就是实事求是要联系实际，我们要达成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繁荣PPP的理论，要推进PPP的顺利发展，要走好中国的路，要为世界提供我们中国的经验。所以我想因为时间关系，本来给我安排10分钟，我想用1分钟左右的时间给大家把今天上午的会议做一个总结。

 

 

　　我要再次感谢所有嘉宾朋友从全国各地赶到北大来见证我们中心的成立，我也要感谢我的团队为这次会议所付出的辛劳，感谢财政部和北京大学的领导及各部门对这个中心成立所给予的厚望和支持。所以我宣布PPP今天的成立大会暨高层研讨会现在结束。

 

 

　　现在先请中心的执行主任刘怡宣布一些注意事项和下午的会议议程。下午还有两个闭门会议，很遗憾时间有限很多专家没有展开谈，下午还有时间。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