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市举行的国内首次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研讨会上，国家卫生部法律顾问、中国卫生法学会、中国医药商业协会负责人及全国各大药业厂家代表集体向药品招标“问罪”：药品集中招标费时费力，还导致百姓、医院、药厂三方都不满意，不能再搞了。

    药品集中招标怎么了？究其原因，理其观点，笔者依然不明白“群英”们为何如此诘难药品集中招标。笔者觉得他们的“问罪”不仅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研讨，而是那样地不能自圆其说。

    “群英”们的“问罪”缘由大致有5点：实行药品集中招标后，一是百姓并没得到实惠；二是医院进药时会更多地选择利润空间大的药品，医院让利难以实现；三是药厂标书“一年一车”，药企负担大大加重；四是药商用钱铺路，竞标前早就打点医院了；五是一份标书150元，一次招标，招标公司仅出售标书就收益百多万元。

    “群英”们糊涂啊！其一，医院“更多地选择利润空间大的药品”，患者自然不能得到实惠，既然可以“更多地选择利润空间大的药品”，又何谈利益受损？其二，购买标书“负担”，难道不是适应市场的经营所必须？如此“负担”也被看作招标罪过，那么企业引进新设备的“负担”岂不是新技术的罪过？其三，药商“用钱铺路”正是药品集中招标所要遏制的腐败行为，存在此类“黑箱”，只能说明招标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喊停招标，莫非为了进一步的肆无忌惮？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既然招标，必以竞质竞价为核心，同质比价，同价比质，质价均不同必设定科学的性价比；既是招标，必有具体的采购清单，投标人必据此提供报价清单。谁说患者不能受益？谁使患者不能受益？医院为什么可以在清单之外去选择“利润空间大的药品”？药商“打点”为何奏效？结论只有两点：要么招标机制还有漏洞；要么招标是假招标。然而，这样普通常识性的机理竟被视作对药品招标喊停的依据，而不是研究药品招标如何健康发展的由头，实在可惜。

    卫生部法律顾问、北大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叫停药品招标时说：“药品是特殊的商品，与建筑招标不同，主要是主体和利益的问题。为什么建筑招标成功？因为建筑招标是对立的，而医药招标的利益关系是一致的，医院希望买贵点的，因为它利益大一点，厂家也追求利益最大化”。此言差矣！这一“对立统一”理论纯是没有走出行业小圈或“受雇于人”的怪论。且不说药品经营的社会性，单就其市场性而言，医院与药厂、或建筑商与砖瓦水泥厂，其利益关系均是相对的，此消彼涨，此涨彼消，至于谁涨谁消，当然取决于市场背景的导向及竞争的环境了。但这一言论昭示了向药品招标“问罪”的真实意图，既要药厂大发，又要医院大赚，市场竞争的要义、老百姓的利益都在九霄云外。

    诘难药品集中招标，“群英会”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呢？代表们建议，建立一个全国的药品采购平台，让任何一个省，都能在网上一目了然看到药品的价格。呜呼！“一目了然”更有可能遮蔽药品的竞争性原则和让百姓受惠的社会性要求，回到“任药价虚高”的老路上去。

    招投标作为一种具体交易的特殊程序，是国际通行做法。尽管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但目前无疑还没有更好的方式可以代之。进一步说，药品的招标比建筑工程招标更具可操作性。国内首次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研讨会上的声音让笔者阵阵作痛。我之所痛，不是因为招投标政策容不得研讨和责问，而是研讨者、更准确地说是声讨者们云遮雾罩的心态和非学者形象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