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省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医学设备采购。招标结束之后，一未中标供应商向采购代理机构进行了质疑，随后又向监管部门提起投诉。供应商认为，财政部18号令第四十四条要求评标专家独立对招标文件进行评价，可是本次评标委员会中，有一位评委是另外两位评委的老师。由于师生关系的特殊性，老师的评判足以影响学生的最终打分。并且，本届评标委员会由五位评委组成，构成师生关系的评委超过了半数，也就是说，这三位评委的意见足以影响整个评标结果。因此，该供应商主张此次评标无效，应重新组织招标。

　　A省监管部门对此问题进行了调查取证，发现在此次评标过程中各评委都按照法律的要求进行了独立评标，因此认定评标结果真实有效，对供应商的投诉请求不予支持。

　　拿到了投诉处理决定书，供应商仍然不能理解。那么，这个案件究竟应该如何处理？监管部门的决定是否站得住脚？

独立评标究竟指代如何

　　对于评标时的回避原则，财政部18号令第七条做了这样的规定：“在货物服务招标投标活动中，招标采购单位工作人员、评标委员会成员及其他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必须回避。供应商认为上述人员与其他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其回避。”可见，回避原则并没有对评委之间的关系进行要求。
 
　　对于法律的这种处理，重庆市政府采购处处长杜香序解释，这是由于财政部18号令同时规定了评标委员会成员要进行独立评标的原则。那么，“独立评标”究竟指什么？杜香序说：“它意味着评委在评标的时候不应互相沟通，而是独立行使权利。”评判一个评标委员会的组成是否合法，主要看每个评委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资质要求；评判一个评标结果是否合法，关键要看评委是不是进行了独立评标，评标过程是否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如果两个条件都符合，评标结果就是有效的。

　　看来，如果上述案例中师生几人都同时符合法律规定的评委资质，他们的评委地位应该被承认。但问题是师生关系是否会影响独立评标？A省采购办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查阅了三位评委的打分纪录，发现三位评委所打的分值中，不但各分项得分不同，总分也不相同。采购办认为这足以说明他们并没有彼此影响，而是进行了独立评标，遂做出了不予支持投诉的判决。

　　杜香序同意这种判决。他认为，A省监管部门的做法不仅适用于具有师生关系的评委，如果评委之间的关系是夫妻或者是父子等，同样可以如此处理。

抽取专家环节应做预防

　　虽然监管部门的处理从法律规定上看是站得住脚的，但是供应商仍然不甚满意。这肯定或多或少地打击了投诉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的积极性。那么，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呢？

　　陕西省财政厅政府采购处侯梦军说：“若想在采购后续环节不出现这种问题，应该在专家抽取时进行把关。” 侯梦军所说的“把关”，意思是在抽取专家的时候，如果发现了专家之间具有师生关系，应该让“老师”回避。侯梦军认为，法律虽然没有对专家之间的回避原则进行规定，但是为了防微杜渐，监管部门应该主动实行回避制度。尤其是感情因素和惯性思维，让师生关系更加特殊、敏感，在实际操作中这种评委搭配总给人以不够安全的感觉。供应商事后进行投诉，也是人之常情。

　　河南省财政厅政府采购处副处长王红旗也同意侯梦军的看法。他说：“河南省政府采购处在实际操作中，不仅让师生关系的评委进行回避，就是两个来自同一单位的评委也要回避。这样做，是为了让采购顺利进行，防止后续问题发生，尽量做到让采购当事人各方都满意。”

　　侯梦军和王红旗也都同时表示，如果在采购之后才发现或者有人举报评委之间具有特殊关系，并进行投诉，A省监管部门的处理方法是值得肯定的。但监管部门应该通过前期工作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短评：
　　特殊关系 当断则断

　　参加过庭审的人在开庭之前都会经历这样一个环节，法官宣读一系列注意事项，其中有一大段文字是关于案件审理的回避原则。当然，无论是《民事诉讼法》还是《刑事诉讼法》，都只对法官和案件当事人之间进行了回避要求，并没有规定法官之间还要进行回避。有些学者发出了疑问，如果法官和法官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审判是否会受影响？

　　同样，在政府采购的评标阶段，法律规定的回避原则也仅是限定了评委和当事人，对于评委之间是否要进行回避未作要求，所以才有了上述案例的发生。

　　其实，许多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认为，虽然法律没有规定，但在实际评标过程中，评委之间具有特殊关系，的确或多或少会影响评标结果。比如评委之间的关系是父子，或是多年合作的搭档等等。上述案例中提到的师生关系，更是特殊中的特殊。评委们若真的不自觉地把“尊师”的优良传统带到评标中来，也不难理解。某省政府采购办主任还向笔者透露，有些时候，并非只有利益能让评委做出倾向性评判，感情也是导致评委不独立行使评判权利的重要因素。

　　看来，立法者们应该把目光放到这个问题上了。或许目前各地的尝试，已经为立法者调整法律开了个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