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产品交换的一种必然过程，是社会消费的前置环节。社会产品采购包括国内采购和国际采购；采购的对象概括起来可包括货物、服务、工程和设施等四大类；采购主体主要包括个人、企业和政府。

　　WTO《政府采购协议》对“政府采购”作如是表述：“成员国中的中央政府、次中央政府采购、租赁、购买货物、服务、工程及公共设施的购买营造行为。”从18世纪末开始，西方国家为使政府采购合理有效、节省开支，一般都制定法律或规定，要求用一种公开的、竞争的方式和程序完成，并为此建立一系列审查、管理与监督机制，即政府采购制度。

国家安全是特殊公共产品

　　由于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政府采购的货物、服务、工程和设施等往往会涉及一般商业交易所没有的信息安全问题。信息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也有相当一部分信息是属于商业机密），而国家安全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包括物品和劳务的公共产品是指这样一种产品：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会减少任何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

　　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与“外部效应”等特征，这便容易出现“搭便车”现象。因此，单纯依靠市场自我调节，无法使受益者付费或使受害者获得补偿，导致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之间差异的产生，从而使得市场机制无法实现这类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领域。

　　公共产品有“混合性公共产品”与“纯粹公共产品”之分，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于诸如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混合性公共产品”的公共支出，一般实行最低保障制度；对于水气电暖以及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以及公益事业之类的“混合性公共产品”，可以实行以市场为主、政府资助为辅的方式提供。国家安全属于“纯粹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全额负担。因此，政府采购的不只是一般商品，不只是一般的公共产品，更包含一种特殊公共产品——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采购有“安全溢价”

　　充分的竞争采购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防止相关掌握公共资金使用权的官员产生“寻租”的动机和行动，保证公共资金支出的公开、公正、公平。对于一般商品，属于纯商业交易，通过充分的竞争采购，依照“同质价廉，同价质优”的原则选取标的，如此可以降低采购成本，节约财政资金，政府得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但是，对于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采购，则必须更加注重政策性，国际惯例是一般限制在安全能得到切实保障的供给者中进行，如此往往集中于国内企业或国货（如何界定则是另一个问题）范围之内，实行限定招标而不是全面公开的国际招标。

　　国际上，一些大国的大使馆从建设装修到设备设施采购与维护，不仅要使用本国员工，甚至还使用本国的建筑材料，至于设备设施更会经过严格的甄别与挑选。这样必然会增加购置成本乃至会影响相关产品质量，但与此同时保证了信息安全，由此会带来“安全溢价”，从而弥补了因没有充分竞争采购而导致的损失。

采购外国品牌“表赢实输”

　　就中国的政府采购实践来看，一些外资企业在政府采购招标中为营造出“质优价廉”的优势，不惜杀价“放血”，甚至以低于成本价来赢得标的。表面上，中方因外企“让利”而获得了额外的“消费者剩余”，实现了经济效益最大化。但是，由于将特殊公共产品当作一般产品采购，失去了“安全溢价”，因此实际上获得的是公共产品的“次品”，以公共产品的“安全溢价”换来一般产品的“消费者剩余”。这类采购表面上是有效的，在一般产品采购上是赢家；而实际是无效的，在公共产品采购上为输家。而外企因为提供额外“消费者剩余”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则会通过其它途径获得补偿，包括来自母国政府的“安全溢价”补贴。

“表赢实输”原因解析

　　“收益不均衡”与“责任不对称”。经济成本是显性的，安全效用是隐性的，采购者降低经济成本可以得到领导的赞许、表彰乃至奖励，而增进信息安全则无法直接衡量，难以为自己赢得眼前的直接利益。从众多政府采购过程来看，即使政府官员完全没有任何以权谋私的“寻租”行为与动机，而且行为过程也会公平、公开、公正。但是，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明确的衡量标准，“安全溢价”不好度量，相关政府官员的信息安全意识薄弱，维护国家安全的动力与压力不足，因此在采购过程中难以取得经济效益与公共效用的平衡，采购者也倾向事不关己而高高挂起，难以做到尽心尽力、精益求精，而将很多凝聚国家信息安全的公共产品采购，当作一般商品实行全方位招标。

　　“道德风险”问题突出。充分竞争的政府采购，可以防止滋生腐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但这只是涉及一般商品采购。由于包含信息安全的公共产品采购存在一个“安全溢价”，即使依照充分的竞争采购，获得“质优价廉”的产品，为单位和部门实现了经济效益最大化。而实际失去了“安全溢价”，获得的是“次品”，而这个“安全溢价”极有可能为采购者利用“委托——代理”关系的漏洞而非法获取成为商业贿赂，因此充分的竞争采购，不能解决包含信息安全的公共产品采购中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

　　“道德风险”不仅可能存在于采购者，而且也可能存在于相关部门。政府采购偏爱洋货，若是对国家安全的无意忽视还可以谅解，而一些政府部门或相关人员受到境外利益集团的严重侵蚀，因此明知存在安全隐患而依旧“执迷不悟”，有意掩饰安全漏洞，粉饰太平，认为相关物品、劳务与企业并购、经营行为涉及国家安全是子虚乌有，是“以国家安全为名行行业保护之实”，是“狭隘的经济民族主义”，时时替外资企业着想，处处为跨国公司呵护，为此甚至不惜诋毁民族企业与民族产品。

　　对于那些安全意识薄弱者，“联想安全门事件”是一次非常直观而生动的国家安全教育。至于那些有意掩饰问题者，教育是无济于事的，必须采取措施予以有力棒吓。同时，完善监督机制，防止监守自盗。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