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不断开放、日趋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环境中，每个国家都需要对其政府采购市场加以系统管理，以防范本国政府在与外国企业进行商业交往时威胁或危害国家安全。具体而言，就是防止关系政治、军事、经济的信息外漏，减少他国利用本国企业直接或间接地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全的风险。联想“安全门”事件提醒我们，政府采购必须把保护国家安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两种误解

　　否认上述观点，可能源于一种错误认识和一种空白认知。

　　错误认知主要表现在片面地、形而上学地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自由贸易、全球经济一体化。事实上，这完全陷入了可怜的对自由竞争的信奉，这种对所谓的自由经济的崇拜，首先完全忽视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起源。

　　部分人动辄打着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旗号，以数百年前的“绝对优势理论”或者“比较优势理论”为王牌，嘲讽他人“狭隘保护落后民族经济，导致效率低下”，并鼓吹“市场开放、自由竞争促进产业竞争力”。殊不知，他们言必引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后的主张，目的是建立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全球分工体系，是需要发展中的中国辨证看待的。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始终是相对有利于发达国家和大资本利益，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和中小资本利益的。所以，即使从纯经济角度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应该有其自主的思考。和个人、企业这两类消费者相比，政府的采购需求是最应该发挥对经济、产业发展的引导作用。

　　空白认知则主要表现在，否认政府采购中国家安全问题的必要性，这更来自于一种错误意识。他们没有意识到政府部门是有着完全不同于个人、企业这两类需求者（消费者）的属性，对采购主体是政府的研究和管理，更应该超出狭隘经济意义上的资金使用效率、成本解决等。对于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我们在独立、快速发展过程中，政府主体的采购应该也必须上升到国家的对外政治权益、国家安全保障层面，也就是要注意政府采购“国家安全成本”。对政府采购的“国家安全成本”计算，不仅仅是在国际市场的采购，更不能忽视在国内市场上本国政府与外国企业及其中国控制企业的采购行为。

　　目前，对政府采购的“国家安全成本”认知缺失是一个严峻的现实。以《政府采购法》的颁布实施计算，我国对政府采购的规范管理刚刚4年，这期间我国的政府采购市场获得了快速发展。在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下，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促进廉政建设等工作都取得巨大成绩。联想“安全门”事件及时地给了我们一个提醒——国家安全是政府采购的头等大事，国家安全的保障工作不仅仅限于直接的军事、安全环节，更要关注到以政府为主体的国内市场采购。

国家安全从完善机制开始

　　部分人谈起政府采购中的国家安全保障问题，总是提到“目前我国的技术、产品还比较落后，很多东西必须依靠外国供应，所以必须得购买外国货。”这其实是陷入了对系统安全保障认识的误区。国家安全，和网络、组织等任何层面的系统安全一样，其安全保障首要问题在于完善的安全机制，陷入了对具体技术细节的关注或推崇，必然会忘记安全的根本所在——人，也就会忽略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安全保证机制，让系统安全缺乏最基本的保证。

　　作为特殊采购主体的政府，是最重要的国家机器。它的有效运作保证了国家对内的社会、经济发展，对外在政治、经济交往中确保国家政治稳定及国土安全。一国的重要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信息保密是国家安全保障的根本。

　　这些信息的安全保密工作的好坏，首要取决于安全机制、保密流程，而非加密算法、保密技术、安全芯片等。政府采购中国家安全保证机制的核心，就是从组织上将外国公司和本国政府隔离。这样，国外设备供应商就不可能知晓其设备、项目的使用信息，无从知道政府组织、人员的信息，可以有效保障国家安全。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联想“安全门”事件中看出，美国政府的做法正是政府采购中国家安全问题的关键所在。很多人把联想“安全门”事件归于狭隘的贸易保护主义、工业力量的幕后推动，这是对国家安全认识缺失造成的误解。事实上，美国政府对联想提出的种种要求和限制，就是要建立联想与美国政府组织及政府人员的“防火墙”，目的就是从根源上切除联络的可能性，断绝美国政府用户、项目信息外流的可能。
 
　　如果不建立政府与外国企业之间的“防火墙”安全机制，无论是什么加密级别的网络、密码算法等，都不能减少通过“人”的因素所造成的安全风险。因此，政府采购中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是安全机制问题；追求技术、产品的内部生产是对国家安全保证的认知片面。

国货界定首先考虑国家安全

　　鉴于政府不同于个人、企业的政治属性，其国家安全保障职能就要求政府采购中国货界定标准必须以国家安全保障为标准。也就是说，涉及到国家安全属性的国货界定与采购标准，无论是软件、硬件还是工程、服务的采购项目，都不能在纯经济意义基础上讨论国货标准参考，否则就会陷入死胡同而没有结果。

　　从经济学角度看，原产地标准、增值率标准、自主品牌标准、第一出资人标准等都有其对经济发展、产业调整、资源配置、劳动力就业等问题的积极意义，这也是我们利用好政府采购的宏观调控职能要注意的问题。

　　但正如前所论，在当今日趋一体化的经济世界中，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独立的发展中大国，政府采购的国家安全保证问题亟待考虑。从国家安全及政治稳定角度看，实际控制人、第一出资人、自主品牌的标准相比之下能够更好地解决政府采购中国家安全的机制保证。

　　就自主品牌而言，其在推动经济发展上一样具有重要作用。在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必须承认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战略性参与国际化分工。在当今的生产全球化环境下，一个国家、民族经济实力强大逐渐集中在其所拥有品牌的强大，而不在于日益模糊的企业所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