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逆向清单 信息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
“现如今我们在呼吁小政府,大社会,但现状还是大政府、小社会。诚信的社会首先需要一个诚信的政府,判断政府是否诚信,信息公开和数据开放是诚信政府的基础。诚信政府的建设,应以增加信息公开度、透明度为前提,与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协作,真正做到政务决策、执行、管理、服务和结果的五公开。”在近日召开的RONG系列研讨会“大数据与诚信社会”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张楠从政务公开与数据开放,政府信息公开未来发展的两个方向,介绍了当前信息公开取得的成绩,分析面临的问题以及探讨如何做到政府信息公开等内容。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楠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08年出台至今近七年,目前,国务院办公厅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条例》修订的工作。《条例》的积极意义在于它给了公众一个有法规保障的通道,公民可申请或者要求政府公开若干信息。信息公开的进展还包括,在公开渠道上,各级地方政府在网站上都有相应的栏目,信息公开工作的媒介日益丰富。在主动公开上,信息公开的内容范围、数量逐年增长。依申请公开日益增多,公众越来越关注信息公开。
急需明确哪些信息可公开
张楠认为,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信息公开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信息公开在部分基层政府网站上不及时。如果公众在政府网站得不到正确的信息,可能会采信其它渠道的不真实信息。其次,哪些信息属于公开的内容,哪些属于不能公开的内容,裁量权在各级地方政府。不同政府的判断千差万别。不乏存在部分地方政府在《条例》的要求下做底线执行,为各种信息不公开找理由,使得政府信息公开在公众层面的索求之路艰辛的情况。
曾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案例,一个铁路旁边的小卖部老板要求地方发改委公布高铁的规划,地方发改委认为,该规划跟他没有太多关系。小老板则认为,很有关系,高铁线路的规划涉及到设站的问题,设站涉及到人流量的问题,人流量多少自然就会涉及到小卖部要不要扩张成一个大超市的问题,这关系到他的经营,对他来说很重要。但这样的诉求如何认定,有的政府部门可能觉得有道理,可以公开信息;有的则不认同,认为个体小卖部经营内容太有限,跟如此之大的规划没有关系。总之,信息公开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现状。
由于《条例》的要求,地方政府的信息公开报告很多仍在强调公开信息数量,但在今天大数据的时代,数量反映什么问题已越来越模糊,公开信息的质量如何?哪些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在这些点上,《条例》很难给出明确的界定。这也是信息公开需要进一步探索的背景。
政务公开包括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五公开。在张楠看来,扩展原来的信息公开的边界,政务公开除了结果信息的公开,也包含过程公开,而政府数据开放,是政务公开中的一个新领域,甚至规模很大,超出原来信息公开个人能够理解规模的政府持有数据的公开。其开放不完全是一个依申请简单公开的过程,需要考虑信息到达、考虑谁来分析、利用、加工、解读数据等问题。
政务结果和过程均要公开
信息公开到政务公开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变革,会使政府全运作流程在一个相对透明的环境下进行。不过由于政务涉及的内容更广,就引出逆向清单的概念。即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
此外,政务公开也有壁垒,地方政府的实践者一方面在讲公开,另一方面在讲涉密,公开和涉密中又有一些模糊地带,信息能否公开,谁来定?地方政府有裁量权还是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清单?当然,谁定清单谁就要承担责任。政务公开的指导性文件,国务院办公厅相关部门也在积极的制订。
张楠认为,在政务公开中,还需厘清几方面问题:
第一,明确边界和概念界定的问题。目前,政务公开的依据,除了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所述的“五公开”,缺乏正式明确细化的解读,正式的解读可能会决定到底什么事情纳入进来。
第二,落实。政务公开看似很庞大,但是怎么考核,更多还是会落到信息,只不过该信息不是原来信息公开里涉及到的那些简单的结果信息。需要考虑政务过程、决策过程、执行过程到底应该包含那些信息。
第三,权责。公开与否谁来定,不主张把过多的裁量权给基层政府。有一个基本假设,公开是一定的,只不过公开给谁是问题?如果数据信息都在一个大系统里,至少超级管理员可以看所有的信息,超级管理员到底谁来担任,那是权限问题。但不能某些部门信息,只有本部门的人能看,这是不合理的。如果公开定责在更高的层面,相应的其责任也很大。在权责方面,各个部门要有一个平衡,不能只讲权力,不讲责任。
亟待打破数据开放壁垒
张楠提到,数据开放强调数据的可达性,信息公开强调可以被知道、被看见。然后还涉及到信息的整合问题,信息有几种,一是政府已掌握的信息,其次是可协调的信息,还有可获得的信息,不同来源信息整合到一起才能发挥作用。
当前,数据开放的壁垒,也是信息共享所面临的壁垒,数据即权力,是不是到了大数据时代,数据的理解能力可以代替数据的拥有权,成为权利的化身?这是数据开放突破壁垒的关键。
未来是一个政府2.0的理念,该理念一定要强调透明的状态,与企业和社会的协作,从而提升政府的效率。对于上述目标的实现,在张楠看来,首先透明是政府诚信的前提。其次,协作需要一个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跟谁协作,谁有资格来运营公共服务,需要一个准入机制,这背后涉及到诚信体系的构建。第三,在强调政府简政放权,提升效率的同时,还要追求安全的效率,而安全的效率则是建立在信用体系之上的。
之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谈到“证明我妈是我妈”的问题,公证处有朋友说,“证明我妈是我妈”很重要,这是公证行业存在的意义,他们每天都能遇到带着同事冒充媳妇,带着路人甲冒充爸妈来做公证。如果不识破,就可能会给相关人带来财产损失。其实,总理和公证员强调的是事件的两个方面,最终的交汇点还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确保安全效率。政府提供的方便,是给有信用的公民,信用良好的人一路绿灯,信用上曾有瑕疵的人,就要提供比简化手续多很多的证明材料。二者的差异就是政府和社会对信用的褒奖,对失信的惩罚。该差异越大,人们就会越在乎自己的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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