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是否列入出价”之所以成为GPA谈判的焦点问题、难点问题，是因为各国国情、体制有所不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贯彻“政企分开”的原则，走的是一条去行政化的路。中国国有企业主要体现为商业主体，但部分承担公益功能；而在欧美国家，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公益主体，不涉及到商业领域。因此，很多谈判代表搞不清楚中国国有企业是否属于公益类。

 

　　随着谈判的深入，国有企业出价应受到相关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的重视。

 

　　加入GPA能解决“走出去”的身份问题

 

　　GPA是WTO的一项诸边协议，目标是促进参加方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扩大国际贸易。GPA参加方的企业可以进入其他参加方的政府采购市场，享受与其本国企业同等的国民待遇，即“同一个市场，同一套规则”。

 

　　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工业、创业与中小企业总司处长让-伊夫穆勒在中欧研讨会上透露，欧盟每年的市场规模约为4000亿欧元，其中政府采购市场规模3000亿欧元。“不过，目前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采购市场与中国无关，因为中国还没有合法身份。”让·伊夫穆勒耸了一下肩。

 

　　“我们在与GPA参加方打交道的过程中被告知，虽然中国目前没有加入GPA，但也有资格参与投标，只不过要满足本地化服务达到50%的要求。GPA参加方是否有权利提出这样的要求？”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人士的疑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她认为目前国有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经常遭遇不公平。

 

　　实际上，有时并非不公平。在中国正式加入GPA之前，中国企业参与参加方政府采购项目时，不受GPA规则的保护，也难以得到供应商救济制度的保障。

 

　　“中国加入GPA会为国内企业发展打开一扇新的大门，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加入GPA可以解决企业在参加方投标的身份认证问题，明确投标资格，规避主要贸易国家就政府采购市场设置的贸易壁垒。”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王绍双在10月25日举办的中欧GPA研讨会上表示，中国加入GPA，国内企业才可以真正“走出去”。

 

　　国有企业与其观望不如主动研究

 

　　业内专家表示，将国有企业列入出价，是根据GPA规则做出的安排，各参加方也不同程度地将公益类国有企业列入清单。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国际事业部的一份报告显示，韩国列出了19个国有企业，涉及银行、能源、化工、电讯等行业。日本列出的139个经济实体和科研单位中，包括了国有公司。中国在第六份出价里也列明了国有企业。

 

　　不过政府采购信息网/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大部分中国国有企业对GPA不甚了解。即使是国内政府采购制度，除非参与政府采购项目投标，也关注不多。对于所在企业是否列入出价，大多数国企人持观望态度。

 

　　“中国国有企业在出价方面表现得犹豫，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对于加入GPA的好处和机遇认识不足，二是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国际关系公共市场与政府采购研究所所长赵勇分析认为。

 

　　中国加入GPA，对等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意味着国外企业会“走进来”，中国企业有可能丧失部分原有的国内市场份额，这是大部分国有企业所担心的。

 

　　另一方面，部分国有企业人士表示，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国有企业已经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企业采购管理方式，与政府采购的特点不同。这也是他们平时不关注政府采购的原因。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国有企业拥有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产品和劳务定价权、进出口经营权、投资决策权等九项权利。其中，物资采购权是指企业有权自行选择供货单位，购进生产需要的物资。

 

　　“国有企业要有战略眼光，要善于利用国际规则。公益类、政府管理类国有企业，包括商业类国有企业，应了解中国加入GPA的好处，多研究、多思考，真正将企业做大做强。”王绍双表示。

 

　　在谈判进入深水区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观望、犹豫的余地或许将越来越小。

 

　　借鉴GPA参加方如何做好国有企业出价

 

　　“我国国有企业与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情况不同，如果将普通国有企业纳入GPA出价，会对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造成不利影响。”一位国有企业人士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他表示，大部分参加方列入出价的主要是承担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并非“普通国有企业”。他建议有关部门明确界定国有企业的功能，区别对待。

 

　　让-伊夫穆勒在中欧GPA研讨会上详细介绍了欧盟对于“国有企业”的四个界定标准：一是政府持股超过50%，或者少数持股，但拥有控股权；二是政府任命董事会成员，比如企业董事会成员、企业管理层或企业监事会；三是政府参与企业管理活动，包括涉及公司业务活动的重大决策，以及影响公司的商业决策及运营活动，比如设定企业所销售的货物、服务价格等；四是企业对政府有财政依赖或商业依赖，比如持续性的财政补贴，优先获取土地或原材料，依赖政府购买企业全部商品或服务等。

 

　　“即使是商业类的企业，如果政府干预企业管理，或者企业为政府所有，也不应排除在GPA之外。” 让-伊夫穆勒补充道。

 

　　一位参与过谈判的中央部委人士向记者介绍说，关于本国国有企业出价，实际谈判时参加方都会坚持三个原则：一是能否列入出价，要看企业所在国家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二是看企业是不是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三是对等开放原则。

 

　　“并非所有国有企业都会列入出价，会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最终实现平衡。”该人士表示。

 

　　我国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

 

　　我国国有企业是否分类，如何分类？记者查阅了中共中央、国务院2015年8月印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根据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结合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现状和发展需要，《意见》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

 

　　《意见》提出了商业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的三大不同特征。一是发展目标有所不同，二是企业运行方式有所不同，三是二者在分类推进改革、分类促进发展、分类实施监管、分类定责考核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就发展目标来看，商业类国有企业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目标。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企业，应在关注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应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安全效益的有机统一。公益类国有企业则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

 

　　“地方探索国有企业改革时间更早，分类稍有不同。有分两类的，也有分三类的。” 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国资委）政策研究组处长纪晓刚介绍说。比如，广东将国有企业分成竞争性和准公共性两大类，并在省委省政府的文件中予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