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第七轮中美经济对话今天举行，我们刚刚结束了专题会议第一个议程“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的讨论。双方围绕两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中美经济改革，全球经济形势，以及国际经济治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中方在会议中主要强调了以下几点：

 

　　一是中美在各方面都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当前面临的风险。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苏进程缓慢，风险没有消除，地缘政治方面的矛盾积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作为第一大经济体，中方希望美方采取更加有力措施，推动经济复苏保持向好势头。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去杠杆化的过程基本结束，财政赤字率也降到3%以下，但是储蓄率回升缓慢，相当于2006年水平，比长期平均水平偏低，我们希望美国提高储蓄率，并将更多储蓄转为投资，对全球复苏做出更大贡献。上午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在联合开幕式致辞时候讲到，“中美两国贡献全球增长的40%。”据统计，中国贡献了30%，美国贡献了10%，从比例上说，美国作为第一大经济体贡献率还应更高一些。

 

　　二是中国政府正在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主动提高了杠杆率，而美国在降低杠杆。当时，中国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50%以上，但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现在正在有意识地降低风险，使经济平稳健康运行、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同时采取更多措施推动结构性改革，确保长期持续稳健发展。

 

　　三是推进结构性改革是中美双方面临的共同任务。结构性改革是全球经济实现均衡、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策，单靠QE或财政政策只能解决短期问题。目前中国正采取措施着力提高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具体包括：一是放松政府管制，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如投资核准事项在中央层面减少76%，境外核准除特殊情况外全部取消。二是进一步完善价格机制。目前取消了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放开了电信资费、非公立医疗机构服务等50项商品和服务价格。三是促进要素自由流动。这项改革最为复杂，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流转制度改革，这些方面内容非常多，我们在会上简单做了一些讨论。四是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新《预算法》在今年实施以后，我们推动了预算公开、完善预算体系、开展中期财政规划等方面改革。当然，还有税收制度改革也在稳步有序推进。与此同时，我们希望美国加快结构性改革，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储蓄率，动员储蓄转化为投资，利用现在财政状况比较好的时机，在基础设施以及创新方面加大投资，进而对全球经济作出更大贡献。

 

　　四是中美双方应在全球议程上加强合作。明年中国将举办第11次G20峰会，中方初步考虑在传统G20议题上还要重点就促进结构性改革、支持生产性投资、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等议题进行讨论。中美作为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在上述重大经济问题上加强对话与合作对确保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以上是目前讨论的第一专题的总体情况，下面我愿回答各位的问题。

 

 

　　二、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中央电视台提问：在今年4月份世行年会您接受采访时表示，有关亚投行进程的每一个关键阶段中国都会和美国、日本沟通交流，在这次会议上美方对亚投行有没有新表态？在这次会议之后将有五十多个国家部长级官员到华签署AIIB章程，能否介绍一下章程的关键信息？

 

　　答：确实是这样，我们在AIIB筹建过程中一直保持和美国、日本官方渠道的沟通，每次讨论情况都向他们通报，而且一直向他们敞开大门。但是，他们都没有表示目前准备加入。到目前为止，本轮中美经济对话还没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你。至于要签署的协议，5月底在新加坡各方谈判代表就协议和有关贷款政策基本达成了一致，秘书处进行完善后就可以提交签署了。

 

 

　　华尔街日报提问：您认为美联储2016年加息是否可行？中国市场自由化的驱动主要是来自于国内产业还是因为中国希望欢迎外国投资来中国发展？如果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预期目标7%以下，中国政府是否评估7%以下经济增长对于对中国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会有哪些？

 

　　答：对于第一个问题，回答是非常难的。投资界都说：“第一，不要和美联储对着干；第二，不要预测美联储加息时间。”如果对冲基金能够准确预期就肯定能挣钱。所以，这事情很难回答。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不知道你讲的自由化到底是哪些，是否包括解除管制、促进要素市场灵活性和对外开放等要素。（媒体补充：主要是促进竞争和对外开放。）我认为这些问题是连在一起的，对外开放之后如果没有要素流动，开放作用也不能充分发挥出来，而内在发展也需要我们更加开放。对于第三个问题，要注意到中国政府目标本来就是运行在7%左右，并不是必须达到7%以上。关键要看经济结构变化是不是良性，经济驱动力是不是强劲，就业是不是良好，物价是不是平稳，我们有很多的评价指标，已经不仅仅只看增长。

 

 

　　路透社提问：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经济对话开幕式中提出网络安全是美国政府非常关注的问题，是否因为美国对安全问题的担忧干扰、影响中美两国的经济对话进程？

 

　　答：网络安全问题不属经济对话内容，而在战略轨。所以，建议在外交部吹风时再提出此问题。

 

 

　　凤凰卫视提问：美联储主席耶伦上周明确表示如果美国经济与就业持续好转，将可能升息，并坦诚表示这可能对全球资本流动产生挑战。基于美联储可能在今年升息的预期，可能对中国经济和资本流动产生什么影响？会议中是否有所讨论？

 

　　答：一是美联储声明都是事先设有假设前提的，所以永远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假设的前提不发生呢？所以，很难讲前提假设下的结果会不会发生。而且，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政策有全球的外溢性，当然全球的经济状况对美国影响也很大。所以，很难准确预期今年美国是否升息。二是如果美联储升息的话，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会有影响的，主要是可能会造成资本外流。人们已经看到，实际上这个“如果”的市场效果已经有所显现了，升息预期已经造成一些发展中国的资本外流。但这在中国发生的概率并不是很大。因为，中国经济总量比较大，经济结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比较完整的。另外，我们也没有完全放开资本管制，以保持对短期资本流动的警惕。因此，预计即使美联储加息，中国可能有少量资本外流，但是规模不会很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