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记者 李兮言 发自广州

　　面对一张传统的以国境线分割边界的世界地图，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顾问、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认为，它将在未来被淘汰。

　　在新书《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Connectography: Mapping the Future of Global Civilization）中，康纳认为，传统世界地图上的政治边界将逐渐被崛起的城市和全球供应链取代。权力和人的连接性越强，面临的胜算就越大。

　　在书中，康纳首先摆脱了单一的国家视角。过去二十年间，康纳在全球各地旅行，对全球事件都有自己的分析。他的论述从乌克兰到伊朗，从蒙古到朝鲜，从巴基斯坦到尼日利亚再到中美等大国。“城市群的出现将是全球趋势”，康纳预测，到2030年，全球将会出现50个超级城市群。与此同时，供应链将代替任何超级大国或多国联盟，成为稳定全球社会的经济之锚，“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打破供应链系统”。未来，供应链将和全球迅速增长的超级城市连接在一起，对地缘政治、经济、人口、环境、社会认知产生持续的深远影响。

　　《超级版图》的另一重点在于对国家基础设施的论述和看法。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说过：“基础设施是许多国家增长发展的制约因素，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康纳则认为，中国的基建战略非常成功。尤其是对外基建战略，过去二十多年间，中国对中亚邻国开展了以经济为主的外交攻势，并向其推销基础设施建设。 “21 世纪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是基础设施，而中国是基础设施的主要贡献者。中国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引领全球，现在又创设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由此，中国将成为全世界基础设施项目的最大投资者。”

　　康纳进一步以他的视角详细解释了中国欲通过“一带一路”完成欧亚经济一体化的意图。在他看来，“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将使中亚出现众多沿着交通和能源走廊分布的中等规模城市。“中国正在改变西部边疆外各国割裂的状态，并通过供应链重塑这一地区。通过构建新丝路，加强这些国家的互联互通。中国正在展开一场新的大国博弈。”

　　超级城市将取代国家边界

　　时代周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勾画未来全球文明版图的？你凭什么认为城市将成为全球权力转变的中心？

　　康纳：从在乔治城大学学习时开始，我就一直专注于勾画权力动态的地图。乔治城大学是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主要中心之一。不过，我所勾画的地图是有关人口统计和经济聚集的，而非一般的政治边界。我研究的结果是，超大城市将成为全球文明的主要驱动力，我于是将此勾勒了出来。在未来，像中国这种大国将非常强大，这是一个“巨型城市的王国”，本身拥有多个超级城市，组织起来就是一个整体，要比单个城市强大得多。这些也将对外交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因为城市一定是会追求贸易、投资的开放性以及其他一些积极有利的流动性的，比如技术和人才。中国将会进一步开放，中国的城市应该得到更强的连接。

　　时代周报：除了多数人所知道的商业合作和气候变化，全球的城市之间还应在哪些方面进行直接合作？

　　康纳：城市之间可以在许多领域进行合作。事实上，现在很多城际间的组织在气候、教育、安全和其他领域方面的合作，比国际组织的动作还多。城市是行动聚集中心而非侃侃而谈的中心，这些行动最终会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时代周报：中国目前正在快速城市化，即便如此，并非所有城市都能够成为巨型城市或处于巨型的城市网络群中。那些中小型城市和农村地区，未来该如何适应？

　　康纳：所有的中国城市都在连接，问题是程度不同而已。诸如上海、重庆等城市，将会成为全球的“锚”，其他城市如长沙也很重要，它是区域的大门。只要中等城市得到连接，它们就能够使用大型城市的主要资源。

　　国家权力的转移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提到了，未来全球范围内，国家权力都将下放转移至城市。但就目前来看，很多国家实际上选择了把部分权力上传给国际组织，比如欧盟、东盟等。这和你所预言的趋势相矛盾吗？

　　康纳：事实上，这二者是一个过程引领另一个过程。正如我在书中所解释的那样，当国家权力下移到下级的省份和实力强的城市后，下一步就是聚合成区域性集体，比如欧盟和东盟。我将此过程称为“下放－聚合逻辑”。

　　时代周报：你认为新能源和新技术将会消除能源战争。但在未来，当你说的供应链取代国家边界的情形出现时，是否会出现新的全球性威胁？

　　康纳：是的，在网络冲突和经济战争上都存在威胁。通过工业保护主义在供应链上获取最大价值的做法，将会兴起新的保护主义和竞争，我称之为“大供应链战”。

　　时代周报：你非常欣赏中国对海外基础建设投资的战略，那你怎么看中国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

　　康纳：这些基础设施一直是国家增长与恢复的一个主要催化剂。从2008年9月的经济危机以来，中国工人们能够利用高铁网络迅速移动，去寻找其他工作—基建的好处首先体现在这里。

　　此外，从国家统一的角度来看，基础设施是战略性投资，这一点是无价的！基础建设工程之中，当然存在缺乏效率和资金分配不当等问题，但它仍然非常必要。目前，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率已经与波兰在同一水平了，这非常好。当然，很多二线城市和农村地区依然需要更好的基础设施。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提到，“中国还不是非常自信，它仍然需要建立更多的自由贸易区以提升其国际信誉，这也是为什么自贸区在中国到处可见”。对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来说，建设自贸区是不是一个有效策略？

　　康纳：在过去40年，中国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规模。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吸引了全球供应链的经济特区，以及中国的基础建设。现在中国希望继续吸引外国投资及技术，就应当继续发展海外贸易和经济特区。但我建议中国有必要进化出一个新型的模式，并通过这一新模式使自由贸易区多元化—只专注于一个产业，就容易遭受经济波动的拖累。

　　时代周报：英国脱欧是否意味着全球化遭遇严重挫折？

　　康纳：完全不是。我们不应该将欧洲一角所发生的事情合并到整个世界的趋势来看。衡量英国与欧洲及整个世界的关系，不应该只看它是否欧盟的成员，而要看它与世界的连通性及流动性的体量有多大。根据目前英国与世界在旅游、贸易、金融、货物等很多方面的流通性来看，几乎没有什么会在“脱欧”之后改变。这些流通性指标，比政治地位更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