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震局主办的《世界地震译丛》最新一期，发表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陈棋福和加拿大地质调查局太平洋地球科学中心高级研究员王克林联合署名的论文。这篇题为《2008年汶川地震与中国的地震预报》的论文提出，依靠预报来防御地震灾害在目前是不现实的，而基于地震危险性的科学分析进行抗震设防才是有效的减灾途径。

　　最近几年，全球地震频发，公众在担忧之余也对地震预报产生更多心理期待。王克林是在世界地球物理学界享有盛誉的权威专家，他和中国同行经过长期研究认为，在中国，虽然对预报工作仍有强烈的不舍之情，虽然地震预报仍是《防震减灾法》的法定职能，虽然在可以预期的将来，每次破坏性地震后总会有人宣称曾经作出过预报，但是，依靠预报来防御地震灾害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这篇论文指出，1975年海城地震是迄今为止可以证实为实效上成功预报的唯一一个大地震。说它成功是因为确实对较大区域发布了临震预警，说它仅仅是实效上的成功是因为它没有解决地震预报的理论和方法问题。除了非常少见的显着前震，海城的临震预报还有若干偶然因素，其经验无法直接用于其他地震，诸如唐山和汶川。地震预报是一个长期的科研课题，需要几代科学家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当前地震预报难题未解决之时，拯救生命的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在对地震危险性和灾害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强化我们的建筑环境，并提高公众的地震风险意识。

　　文章将中国的地震预报工作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1976年。期间有两件大事，一是1975年1月13～21日举行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作出的中期预报，二是1975年海城地震的预报。海城虽未解决大多数地震的预报问题，但作为世界首次且至今唯一一次有文档记载的在大震前几小时的正确时刻对正确地点发布了疏散令的事例，在人类历史上应有它的突出地位。它使得用前兆报地震的希望存活至今。但不幸的是，受“文革”式宣传鼓动，海城也带来地震预报现实可行的错觉，这一错觉在唐山大震灾后仍坚持了几十年。

　　第二阶段，1976～2008 年。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给地震预报以绝望性的打击。与前10年相比，整个国家的预报信心要低得多，而且一降再降。从1976年到2008年的32年间， 发生了许许多多其他地震，但都没有预报；其间更有无数预报意见汇交到地震局，但所报地震都没有发生。

　　文章分析指出，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再次揭示了地震预报暗淡的现实。尽管有大量的前兆监测台网和精心设置的会商制度，但汶川地震前没有发现足以促成预报的明显异常。反之，汶川地震无可辩驳地展现出抗震设防的无比重要性。与1976年唐山震区的毫无抗震设防不同，2008年的汶川震区已有抗震设防要求，而设防的建筑比不设防建筑遭受的损失要小得多。但是，抗震规范的实施远远落后于颁布。假如抗震设计规范的执行更为严格，建设选址更为明智，这次地震造成的许多死亡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财产损失也应大大减少。

　　文章认为，中国基于前兆的地震预报工作是在非同寻常的社会环境中开始的，并一直作为政府指定任务来完成。在工作早期，中国许多科学家并没有意识到抗震设防的重要性，从而视地震预报为神圣使命。40年来的预报活动并没有产出预报大地震的一个有效方法，四阶段预报模式是否有用也实在值得置疑，但这些预报活动确实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信息。比如，可以确切地说，一些大地震确实存在前兆，而这些前兆有可能在遥远的未来导致某些预报手段。已被证明为有用的一类前兆是前震，虽然仅为极少数预报震例如海城所证实。国际研究界也讨论过利用前震预报大地震的潜力。其他类型的震前异常可能含有有用的科学信息，但在目前，使用它们去预报任何地震都是不切实际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