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原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这段话出自台湾地区高中阶段必修科目的教材——《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中“孔子的为人”一章。
　　
　　两个月之后，当北京四中、合肥一中、武汉四中、衡水中学、华南师范大学附中5家全国知名学校秋季学期开学时，他们的课本中也会多出这样一本来自海峡对岸的教科书。因为中华书局引进了这本《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并在此基础上修订出版了《中华文化基础教材》。
　　
　　虽然这并不是台湾教材第一次进入内地，却是第一次以选修课甚至必修课教材的身份进入内地。
　　
　　《中华文化基础教材》的前世今生
　　
　　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在台湾地区可谓经历了种种变迁与调整。
　　
　　台湾地区60多年来在高中课程中一直安排有《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科目，与《高中国文》并列，属于必修科目，并编有教科书，内容主要涵盖传统儒家的经典——“四书”。
　　
　　2006年，台湾地区政党轮替，在民进党“去中国化”的政策下，废除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科目。为平息反对声浪，将科目改为《论孟选读》，但由必修改为选修，教学课时也大幅减少。
　　
　　2011年，由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董金裕教授担任《中华文化基本教材》课程大纲修订小组的召集人。小组最终通过课程大纲，将该课程由选修恢复为必选，同时为避免部分人士的反弹，将课程名中“中国”一词改为“中华”，从2012年9月起正式实施。
　　
　　内地引进版教材《中华文化基础教材》与原教材《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在内容和体例方面基本一致。内容以儒家经典《四书》为主，面向高中学生进行分类讲解，分为22个单元，共计选入《论语》168章、《孟子》50章、《大学》4章、《中庸》4章。每个单元之前均附有“引言”，之后则设计有“问题与讨论”，各章中还穿插大量“章旨”、“注释”、“解读”、“相关名言”等板块。
　　
　　教材体例分上下册。上册为“论语选读”，分11单元，分别为“导言”、“孔子的为人”、“论学”、“论仁”、“论孝”、“论道德修养”、“论士与君子”、“论诗礼乐”、“论教育”、“论政治”、“论古今人物与孔门弟子”。
　　
　　下册为“孟子选读”与“学庸选读”。其中，“孟子选读”8单元，含“导言”、“孟子的抱负”、“论人性本善”、“义利之辨”、“论涵养”、“论教与学”、“论政治”、“尚论古人”；“学庸选读”3单元，含“导言”、“大学”、“中庸”。
　　
　　大部分单元后还列有“今人今事”与“历届大考试题”。
　　
　　负责下册教材修订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梁涛表示，虽然引进版教材与原教材在内容和体例方面基本一致，但还是有大概10处的修订，主要包括注释、台湾与内地表达方式差异的调整以及今人今事。
　　
　　在“孔子的为人”一章，今人今事讲述了一对扎根四川凉山峡谷绝壁上的彝族寨子18年的支教夫妻。
　　
　　在“历届大考试题”方面，原教材仅选择台湾地区高中大考试题，引进后的教材则改为以内地的全国和地方高考试题以及高校自主招生试题为主，更符合内地的教学实际，同时部分地辅之以新加坡和香港、台湾地区的相关试题，用以拓宽学校和学生的视野。
　　
　　台湾的国学教育
　　
　　台湾著名学者傅佩荣曾说：“台湾没有‘国学热’，因为从来就没有‘冷’过。”而这很大一部分得益于台湾从小开始的国学教育。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发行人兼总编辑林载爵生于1950年代的台湾，据他回忆，他从小接受的教育是百分之百的中华文化教育。比如，“小学四年级开始每个礼拜都有书法课。你必须自己带着毛笔、砚台，练习写字。书法老师在写得不错的地方会用红色的笔画圆圈。这是非常传统的、严格的书法教育。到念中学时，我们必须读《论语》、《孟子》，那是国文课本里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林载爵提到，他从13岁上中学到18岁考大学，《中国文化基本教材》都是必考的科目之一。“所以说在我们的成长年代里，传统文化的学习是生活的一部分。”
　　
　　从小学到初中，台湾如今称为“国民中小学9年一贯制”教育。在国民教育期间，它的教育目标明晰，就是“培养人本情怀、统整能力、民主素养、乡土与国际意识以及能进行终身学习的健全国民”。所以在其《语文课程纲要》中，明确地将“体认中华文化的精髓”作为其语文教育的基本理念。
　　
　　林载爵打了个比方：“譬如我们谈到公领域和私领域的问题时，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者或者道家学者提出什么样的解释，这种解释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发现。我们在处理公领域的原则是什么，我们如何保留我们私领域的生活，这问题中间有它的价值。但是这个价值是经过很长的岁月、整个生活变动发展的影响之后，无形之中公私领域的分界变成生活中的一个部分，融入了你的生活。”
　　
　　内地国学的冷与热
　　
　　近年来，我国内地的国学复兴之火呈现燎原之势，各大高校开始开设国学院、国学研究中心；基础教育的小学和初中阶段一般都开设了国学课程；各种师资培训也缤纷而出……
　　
　　然而对于这种趋势，一向比较关注语文教育的作家叶开认为，国学并没有真正地热起来，只是被市场化、功利化。国学界虽然有些大师，但也有很多的文化骗子，扭曲了中国传统文化。而理性、发展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学习最经典的、最接近真实的传统文化才是真正的恢复和弘扬。
　　
　　文化批评家叶匡政对此则更为严厉，让一个成年人读国学，了解传统文化改变已有的价值观，是很难的。“现在社会，出现了价值观真空，比如成功就是有钱，幸福就是赚很多钱；而《论语》中讲到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也是快乐；国学中的‘德’，是维系社会的根本。它教会人们正确地看待生命、看待世界。”
　　
　　目前国内80%至90%的小学都开展了经典诵读，但这种诵读大多停留在诗词诵读的层面。而在高中阶段，目前也有少数学校开展了经典导读，但是大多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教育体系。
　　
　　而且相较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学校中，国学课程大多是高中必修课程，内地国学教育实际上被分散到了语文、历史和政治类课程中，很少单独开课，更没有设置专门的国学教师岗位。
　　
　　两岸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2006年，厦门松柏中学的语文教师林采凤为高一学生开设了一门选修课。而李老师所用的教材就是委托该校就读的台湾学生从台湾带回来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
　　
　　2008年，新华出版社将这套教材以《国学基本教材》为名出版，那次是内地首度引进台湾国学教材。
　　
　　在当时，“国学”呈现出虚假繁荣的局面。易中天说国学从来没热过。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说国学是虚热。对于国学普及，似乎是热情多于理性。《国学基本教材》的主编叶匡政则表示，《国学基本教材》的出版，则表明内地“国学热”正悄然回归到一个理性建设的阶段。
　　
　　叶匡政说，台湾国学教材注重中国儒家伦理道德对学生的熏陶，把立高远志向、孝敬父母、学会感恩、劝学惜时、做品行修养高洁之人作为国学教育的主要目标。
　　
　　包括厦门大学“专科学者”谢泳教授在内的不少知名学者都很欣赏这本教材。谢泳还写了一篇题为《打开中学语文教学的新思路》的博客文章。文章中称这本教材的最大优点不光是让学生识读文言，而是理解和体会儒家文化的精神，特别是这种精神的现代意义。
　　
　　他还表示，过去语文教学的一个明显失误是把传统文化停留在技术层面理解，把文言文的简单识读，看成是最重要的教学任务，而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却极少注意，这是近几年才取得共识的。
　　
　　国学基本教材》虽然也作为厦门两所学校的选修课本，但是并没有正式进入试点作为教材推广使用，而是作为大众读物，供普通读者学习使用。
　　
　　当内地积极地将台湾教材引进的一年多后，湖南教育出版社编辑的国家课程标准初、高中数学教科书(共28册)，在2009年秋季通过台湾九章出版社也第一次进入了台湾的书店。
　　
　　这是台湾首次引进内地版正在使用的基础数学教育教科书，在两岸文化合作交流史上尚属首例。在湖南教育出版社数学编辑室主任胡旺看来，这些年来，两岸的版权贸易交流十分活跃，但大多集中在中医、旅游、文学及历史等领域，即使到现在，教育出版领域尤其是在教科书方面的版权输出仍不多见。
　　
　　由于台湾教科书有一定的审查制度，内地的数学教科书不能进到台湾的校园，电子版也最终被叫停。
　　
　　“台湾的数学教科书为了简化内容，已经变得支离破碎。而内地的数学教科书比较难也比较完整。”台湾九章出版社社长李文先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但内地数学教材比台湾高出两三个年级，台湾数学考试又是以选择题为主，所以引进的数学教材只有教学和研究人员才会购买。”
　　
　　不同于《国学基本教材》和国家课程标准初、高中数学教科书使用渠道受限，中华书局出版《中华文化基础教材》，最大的意义在于，已经有一批合作的试点高中会使用新教材开课。
　　
　　中华书局副编审祝安顺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目前中华书局已经与包括北京四中、华南师范大学附中等5所知名中学共建中华传统文化(高中)教学研究基地，并将逐步建立面向全国中小学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服务体系。而且他们在引进推广台湾国学教材的同时，还在研究3个课题，就是传统文化如何课程化，如何体验化，如何常识化，让学生们了解传统文化学什么，怎么学，有什么用。
　　
　　叶开与叶匡政均强调，国学传播中一定要“去其糟粕，将精髓和优秀的理念传播开来，像《弟子规》这种后人编写，解读有所歪曲前人真意的读本，是不能奉若经典的”。